基本资料
中文名:叶启芳
国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三水
出生日期:1898年
逝世日期:1975年
职业:翻译家和新闻学教授
毕业院校:广州岭南大学
代表作品:《政府论》、《国际关系论》、《社会斗争史》
生平简介
1925年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后调回广州任武装团体训练班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到上海.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社会科学名著如德国毕尔的《社会斗争史》、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洛克的《政府论》,美国布尔的《国际关系论》等,成为有名的翻译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经《星岛日报》总编金钟华介绍,在《星岛》增刊,《晨报》任主编;并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任教。1944年至1945年任《大刚报》总编辑及《广西日报》社长。1945年至1946年在香港《新生晚报》任总编辑.1946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办,他担任院长,同时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经常与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7至1948年在上海任《大风》周刊总编辑。
广州解放后,应召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并担任国民大学教务长,华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院系调整后,华南联大并人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国文
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的叶启芳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上海从事译著活动时,渐渐接触新的社会思潮,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抗战以后,他与左翼文化人士的接触日渐增多。长期浸淫之下,他顺理成章地跻身“进步教授”之列。他是生存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宗教与世俗,新时代与旧时代,专制与自由。甚至是战争与和平夹缝中间的学人。
叶启芳原籍广东三水,他的父亲在广州西关纱厂做工,才举家迁到广州。由于家里兄妹众多(叶启芳排行第十),再加上纱厂倒闭,11岁时,叶启芳被父亲送到香港一家基督教小学做校役,从此与教会结缘。在教会资助下,他得以进入燕京大学读书。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叶启芳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大小5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由于时局变幻,这些任职大多只有数月时间。唯一的例外是,他还曾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邀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主任,为时达7
建国初期
1949年3月底,叶启芳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演讲《中国形势对华南与香港的影响》,预计“新局势”6个月内即可。当时他的朋友陈君葆对这一乐观估计不以为然,以为“总要到第二年的春间”。
事实证明叶启芳的估计是正确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个月前,叶启芳连续两天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知识分子》一文,开头即说:“最近我国民主革命运动扩展,遍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增进,如日中天。”在叶启芳看来,“今天是知识分子应当抉择的时候了”。
10月18日,叶启芳约陈君葆到“四时新”饭店吃面,告诉陈自己决意要回广州。陈君葆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岗位问题十分重要,难道留下来的便没有事做么?这是叶启芳不实际的地方。”《叶启芳传》的作者易新农和夏和顺这样分析叶启芳对将来生活的看法:“政治环境问题呢?估计叶启芳也想过,比如: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帝国主义的文化根基;他曾长期在广州政府任职,属于旧政权
政治遭遇
叶启芳的发言是对19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响应。他批评说:“知识分子在读到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一股热诚,非常高兴,立即到街办事处登记。可是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应有的接待,而是冷嘲热讽,并且诸多留难。有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到街办事处,询问知识分子登记手续,街办事处的同志以极傲慢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连登记手续都不懂,还算什么知识分子’,试问这样的态度和言词,怎样能够贯彻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章乃器当时正在广州,为这篇发言登门拜访叶启芳,可惜叶启芳当时不在家,章乃器就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我等将给以极大的注意,以后请多反映这些情况。”叶启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称“远程大炮”。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半个月后,5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发动民主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叶启
翻译成就
叶启芳一生中充当过多种职务和角色,且不停地转换。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学子。曾任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还曾担任过多家报刊的总编辑。他曾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长和民盟广州市副主委。
叶启芳在教育、新闻等领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其成就最为突出者还在翻译方面。他一生译述数百万字,其中所译(洛克)《政府论》,作为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不断再版,至今仍广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将其列为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必读书目。
作为洛克《政府论》、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等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译者,叶启芳一生著译数百万字,但除了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和1984年出版的《政府论》上篇,是于1950年代末译竣者外,其余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他晚年曾感慨,“有人劝我再搞翻译工
诗作一二
百不如人死亦休,浮名身后复何求。烂柯山下东流急,漠漠斜阳一钓舟。
人间荣辱尝已惯,纸上兴亡看亦轻。惟恨暮年旧交少,满怀心事向谁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