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现代小说家。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土匪遍地。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11年写起，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1卷出版于1963年，第2卷出版于1976年，第3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发表。已出版的前3卷共8册，以230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

《李自成》这部小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它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崇祯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李自成思想性格上的变化，崇祯皇帝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政权时的宵衣旰食，都是具有深度和广度之笔。其次，小说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都不乏生动描写之处；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描摹大多翔实逼真。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原名姚冠山。他姓姚，属“冠”字辈，排行老三，于是，家人就给他起名叫姚冠三。他十四、五岁时，改名为“姚雪痕黟”。这是他当年怅惘心情的反映。姚雪垠只上了三年小学，便失学了。后来读中学，读了一学期又失学了。这时他读到一首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雪痕”二字就是取人生如飞鸿踏雪，偶留痕迹之义。后来新文学运动兴起了，在怅惘之中，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于是，便把“痕”字的“广”去掉，换以提土旁，以表示其不再悲观，而要发奋图强了。

姚雪垠在婚姻问题上，既反对过封建家庭对他的包办逼婚，又经过自由恋爱的苦痛，最后在半包办、半自由的情况下，才结婚组成了家庭。姚雪垠的婚姻，深深地打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烙印。早在姚雪垠10多岁时，家庭父母包办，就有了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

这个婚事，完全是按照姚母的极其现实的功利主义包办的：在媒人给姚雪垠说亲时，她对姚雪垠的父亲说：“马马虎虎说成了，心净一条事，以后一天穷一天，谁肯把女儿许给咱们！”可以说，她为儿子找媳妇，根本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完全是为了找一个侍奉她的供她使唤的奴隶。但姚雪垠有姚雪垠的看法和想法，他对这门亲事一直不予承认。

后来，当姚雪垠于1929年秋天，在19岁考上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曾跟同班的一个姓梁的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很要好。姚雪垠当时的文章、小说写得好，这位家在商丘的女同学的国文比他并不逊色。大家总把他俩看成天生的一对。同学们非常调皮地经常在黑板上写“姚”字时，故

姚雪垠文学馆前门匾额“姚雪垠文学馆”为当代文学家周而复亲书。正房匾额“文坛飞将”为当代文学巨匠茅盾书写。楹联为当代书法家张志和撰书：“瑞雪无垠，得晴日自成气象；姚黄有约，与桃李共沐春风”。西厢房楹联为著名作家魏巍撰书：“名满千载传后世，文星百代照南阳”。东厢房楹联为当代文豪、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撰书：“笔底风雷传闯史，胸中浩气贯嵩云”。此院楹联匾额组成了极高品位的书院楹联文化。

正房陈列着姚雪垠生前的生活、工作用品，及其主要获奖证章；西厢房布展着姚雪垠70年的艰苦创作历程，分四部分：情系故乡，追求光明，投身民族解放洪流，风雨岁月。东厢房布展着姚雪垠的文学艺术成就，分四部分：文坛交往，享誉中外，缅怀与纪念，大家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