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达

张远达是一位致力于群论研究的数学家．他的专著《有限群构造》，较系统地阐述了有限群构造理论的最新成果，在国内颇有影响．他还发表了10多篇论文，主编出版了近10本数学科普读物．他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数学人才．曾当选为湖北省数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评为湖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

张远达幼年丧母，由继母抚养成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经营米业的商人．10岁那年，父亲将他从湖北汉阳蔡甸带到武汉读私塾，后到汉口一个教会中学(名博学中学)读初中，又进汉口私立江汉中学读高中．

高中刚读了一年，他父亲因病去世．那年张远达才15岁，家庭经济日渐困难．他的祖母，意欲要作为长孙的张远达辍学经商，继承父业．张远达既酷爱学习，又关心弟妹的前途，对于辍学经商这一重大抉择犹豫不决．老师见他好学专攻，很有培养前途，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张远达和他祖母采纳了老师的意见，决定留汉继续读高中．祖母让他叔父负担张远达一家的生活．

读高中那几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日渐嚣张，武汉人民的抗日情绪日趋激烈．张远达所读的高中江汉中学系日本人办的学校．为抗日，他和师生们时常罢课，坚决向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请愿，要求转学．湖北省教育厅不予支持，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张远达和爱国同学齐心协力的力争，得到社会舆论

有限群是代数中的一个古老分支．世界各国仅在二战后期几年中断过群的研究，但不久又恢复了对它的探索．而在我国，对群论的研究相当薄弱．1955年秋，张远达被派往莫斯科大学进修．他毅然决定改变研究方向，师承库洛什(А．Г．Κурош)，研攻群论．1956年夏回国后，他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群论研究．1957年返回武汉大学数学系继续担任系主任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群论．1956到1963年，他先后发表了论文[1—4]．这些论文及其后续文章，在超可解性与幂零性的关系、群阶对超可解性的影响等方面推广或改善了前人的结果．1965年，张远达决定系统整理研究成果，撰写专著《有限群构造》，并拟定出了写作提纲和研究计划．没有想到，“文革”开始了．

在“文革”中，作为系主任的张远达也就成了“横扫”的对象，被不公正地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多次遭到批斗、游街、身心受尽折磨．他的大女儿和夫人先后不幸去世．就

一个是书，一个是人，有了这两个基础，就不怕中国的群论研究搞不上去．张远达决心在晚年把这两件事情办好．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张远达完全可以乘胜摘取更加丰硕的成果，但他看到现代化建设急需培养大批人才，因而毅然决定把工作重点从科研转向教学．他对学生说，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比不上一代接一代地向科学冲刺．

1978年，国家开始恢复培养研究生．按原订计划，张远达招收10名研究生．这个数目已经是够多的．但看完试卷，他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辉，找到校领导．“这批考生不错，我要求增加招研究生的名额！”望着这位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教授的清瘦面孔，校领导笑了起来：“怎么，指导10名研究生，还不够您忙的？”

一名导师一般指导四五个硕士生．现在，他超过一倍，还挑着数学系系主任这副重担，怎么能往这个老教授身上再加任务呢？张执著地申述自己的理由：“现在，国家缺的就是人才，多招收一个，不是多增加一份力量吗？”他的意见一直反映到教育部．最后

“文革”中，他虽然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但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为担忧．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他再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78年2月4日，他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实现“把晚年全心全意地贡献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宿愿”．1978年，武汉大学恢复了张远达的数学系主任职务．1979年初，张远达双喜临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晋升为教授．

武汉大学数学系是一个大系，全系教师110多人，有5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还有不少外来的进修教师，课程不少，此外还担负着全校两千多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课头达到三十多个．

“十年动乱”给教育战线留下的后遗症在数学系反映出来．有的教师认为科研是输入，教学是输出，只愿搞科研，不愿承担教学任务．部分青年教师不安心讲基础课，希望讲选修课或出国进修．张远达一上任，便到教师中去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在全系教师大会

了解张远达的人说：“他，从不惜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他人．”

十年“文化饥饿”之后，许多青年人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他们希望得到指点．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40多年的张远达，了解青年人的这种愿望，总是尽力去满足．

在校内，学生们找他求教，无论是在教室，在图书馆，还是在路上；无论是本系的，还是外系的；无论是他任课的班，还是他不任课的班，他都耐心回答．在校外，有些青年找不到人辅导，跑到张远达家里请教．1980年以前，他家只有两间小房，找他的人，有时挤满了房子．这些青年，不但在这里得到知识，而且得到动力．张远达的那股热情，温暖着他们的心，鼓舞着他们去追求高尚的目标．

有一次，张远达把一大包材料交给一个研究生代为转交他人．这个研究生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书稿．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寄来请张教授审阅．研究生一页一页往下翻，吃了一惊，在张远达审阅过的章节，原稿上的笔误，不合规定的数学表达方式，推算中的疏忽和错误，一一用红

这常常是显示一个人心灵的“心电图”．心灵是美还是丑，都会在这个屏幕上真实地反映出来．

1981年，武汉大学派代表团去法国考察．代表团的名单中最初有张远达的名字．他看了后，主动推荐系里另一位青年教授替换他．有人为他惋惜：“这不仅是出国的问题．这样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荣誉！”这话传到张远达耳朵里，他坦然一笑：“现在，我最需要的是时间！”

1980年，武汉大学根据有关规定，发给张远达超工作量奖108元．他想了想，把这个数分解为两个数：100和8．8留下，100交给系里．一些人不理解，张远达回答说：“许多老师，特别是中年老师，担子重，工作多，实行奖励是合理的．留下这八元，表示我举双手拥护这项办法．我是共产党员，多做工作，这是我的本分！”

常有作者慕名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他审稿．对于优秀论文，他总是向学术刊物推荐，为一些尚不见经传的作者鸣锣开道．1981年，一位作者来信表示感谢，还想请他推荐另一篇论文．信中提

张远达患的是肠系膜淋巴恶淋肿瘤，自1985年5月18日住进医院后，本来消瘦的身体更加骨瘦如柴，而腹部以下又肿得令人目不忍睹．但他神志清醒，不愿别人为他担忧，从未因疼痛而高声呻吟一声．

朋友、学生、校系领导、亲属络绎不绝地赶往医院看他．张远达与他们谈的总是三件事：工作、学习、后事安排．

7月20日上午，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等赶往医院看望张远达．张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手上打着吊针．当黄关切地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断断续续非常吃力地说：“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5位研究生未曾带到毕业．”他语气殷殷地托请另一位教授接着带下去．接着，他又交待了代数研究生班和代数助教班的工作，还就系里中青年教师如何提高和干部的选拔培养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后事安排时，他挣扎着提高音量，气喘加剧了，但是口气坚决了，他再次强调三条：不要组织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遗体立即送解剖室作病理解剖，作为对国家的最后贡献．

7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