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栋

徐时栋，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徐时栋与友书信往来或收藏书画时常用此号，故学者多以柳泉先生称之。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区）。

从徐氏家谱上看，其“先出偃王太末者，为大宗唐光化间自衢迁台，宋南渡后自台迁明，遂为鄞县人。”至于迁到鄞哪里，徐时栋自言“吾徐自天台来鄞明楼，明楼之宅勿可考矣，其余大敦天封桥、新桥诸遗迹今尚存。”

其父徐太茂，人称桂林先生，以义行闻名于乡里，一生曾为地方修桥、修路、修庙有二十余处，故人有以义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时栋为其第三子。

徐时栋生嘉庆十九年甲戌岁（1814）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小聪明颖慧，曾作《小少集》四卷，卒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八日，享年60岁。清道光二十六年中举人，曾两次上京会试，均不得志，遂绝意进取，闭门不出，以输饷任内阁中书。其藏书楼多处，初为烟屿楼，藏书极富，“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⑴”“秦汉以至近代流

自幼聪慧好学，家有遗书千卷，读之不足，始自置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后两次会试均不第，以输饷授内阁中书。从此“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发愤读书，专意著述。《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云：“四十年来畸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嗣鞘地”。“自妙时有志著述，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湖西烟屿楼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丹黄杂下，彻夜不倦，对湖居人恒以五鼓望先生灯火，候晨旦灯灭，俄顷而天明矣。”

咸丰四年（1854)，倾注其最大心血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工作基本完成，并开始重刻。同治元年(1862)，迁居宁波西门外，改藏书楼名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书楼及书俱毁。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新书楼名“水北阁”，陈劢书匾(已毁）

同治七年(1868)，鄞县开志馆修志，被聘为主纂，”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编辑讨论，则属诸同事任之。”次年，为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

现存，徐时栋最初和使用最久的藏书楼。因烟屿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书楼为“烟屿楼”，藏书10万卷，尽发所藏而读之。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咸丰末年(1861年)因战祸，“烟屿楼”藏书被人盗窃、和烧毁，所剩无几。

烟屿楼初名恋湖书楼，由其父太茂公创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二月，时年其父“更故宅，创五之轩，立恋湖书楼。⑻”徐时栋题诗纪之：“吾乡原自号文明，高阁临湖建柳汀。善写乡风吕中甫，绿杨丛里读书声。⑼”

旧时宁波月湖曾有十洲（芙蓉洲、柳汀、雪汀、芳草洲、菊花洲、月岛、花屿、松岛、烟屿和竹屿），命名烟屿楼，是因为书楼座落于甬城月湖十洲之烟屿洲。

恋湖书楼何时更名为烟屿楼，有学者认为是在1847年徐时栋第二次上京会试失利，自京城回甬后决意放弃功名，一心藏书和著述，就把书楼名称由“恋湖书楼”改为“烟屿楼”。然据我考证更名时间应该在清道光九年（182

徐时栋的第二个居住地和藏书楼。

有些学者认为，徐时栋居城西草堂的时间为烟屿楼大劫之后的第二年，即清同治元年（1862）。其实不然，徐时栋在《烟屿楼诗集》中说：“咸丰五年（1855）三月，余始居城西门外，名之曰城西草堂，童丈萼君为余题户册，宅边有高柳，相传不由人植，初时但见短枝，数年遂大树，下有泉适合吾号（注：柳泉为其号），岂有谓因缘者邪？”又云：“所居城西草堂地近北斗河宅。”另外，好友周棻给徐时栋的诗中有云：“十年城西住，魏然一草堂。⒆”从上种种可以看出，其实远在七年前，徐时栋就开始在草堂居住，到烟屿楼出事也已经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这可能也是导致烟屿楼疏于管理、最后被掠的原因之一吧。

烟屿楼被掠之后，徐时栋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残帙，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并将本县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收藏家的大部分藏书收归到自己的藏书楼中。仅仅一年，藏书已蔚然可观，达到近六万卷。

清同治二年（1863

现存，徐时栋生前使用的最后一个藏书楼。同治元年(1862年)迁居宁波西门外“西城草堂”，重新整理旧编，访求散失，又得书4万卷，惜同治二年(1863年)遭火灾，藏书付之一炬。次年，在西城草堂故址重建新宅，书楼设于北面洞旁，取名“水北阁”，再三收集藏书，经几年苦心收聚，计798种，9815册，44000多卷，编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渐渐恢复旧观。殁后，遗书售于上海书贾，少量流入“天一阁”。编撰有《烟屿楼书目》和《烟屿楼藏书志》16卷。

可能是读书人的习性，城西草堂的焚毁并没有让徐时栋因此失去藏书的信心，痛定思痛，他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草堂故址上重建了新的藏书楼，继续他的藏书收集工作。他在《谢陈树珊驾部送书》一诗中说，“客岁吾庐下祝融，图书收拾去勿勿。范卢已断千秋望，汤郑同付一炬中。本以网罗遭劫火，莫将呵护问天公。故人怜我平生志，架上新来幸不空。”不愧是一位执着的藏书家。聪明的是，徐

自宋以来藏书已成为一种时尚，清代以浙东学派闻名的宁波，藏书家和藏书楼辈出，如黄宗羲的“续抄堂”、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抱经楼”、姚燮的“大梅山馆”、董沛的“六一山房”等等，有名气的就有六十多家。然时过境迁，能保存下来的藏书楼已屈指可数，而徐时栋就独有两座，这对于宁波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很有贡献的。

近来，读了一本范凤书先生编撰的《中国私家藏书史》，对全国历代知名藏书家和藏书楼作了较为详细地介绍，而提及徐时栋的藏书楼和藏书仅有寥寥十余字，未作过多说明，这对于一位“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35)”的著名学者和对藏书有执着追求的藏书家我觉得远远不够的，未免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