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

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十四岁（1899）时考秀才未中。十五岁（1900）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得变卖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十八岁（1903）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殿试，高中进士。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便在高中进士的这一年（1904），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1909），他学成回国，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了官场，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他本来就厌倦官场，深恨清朝的腐败，于是接受了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

早年胡适说过：黄远生“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论者称：《远生遗著》“生动地说明黄远生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是我国近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他的‘近世文体’的主张，预示着‘五四’白话文运动正酝酿到来”。又有论者指出：黄被刺后，“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20至40年代，新文学史家所撰文学史，亦基本采用此说”。而且，黄不仅“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人物”。此外，他“作为那一个特殊时代一位孤独的文化先驱者，不但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识，而且富有强烈的现代内省意识”；所撰《忏悔录》，“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为一代新旧冲突时期知识分子在人格、灵魂上的严重分裂”。进而把黄之“

一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

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所得的材料，当时是新闻，今天成为信史。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能够注意其背后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就在报道裁军问题的同时还透露出萌芽状态的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物的发展。二是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二是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黄远生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诒等，其中有总统、总理、内阁中的许多部的总长，他们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

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黄远生在新闻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通过他我们意识到新闻记者应具备有四能的素质。这四能分别是：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简单的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有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耐读性，对新闻

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启幕，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大张其势，遂命黄作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

远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劝他如此应付实在不妥当，总以不作为妙。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分量更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忏悔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因而整篇文字给人以沉重的压抑之感。也许是对刚刚经历的一幕感触过深，黄远生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

办报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以下引文皆同)对黄远生的这种精神，邹韬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

黄远生原墓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镇梅山村。2005年适逢黄远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90周年，市有关部门在新修黄远生墓时，已将墓志石随同遗骨下葬，在继续使用原（土外）墓碑外，另新仿刻墓志铭立于墓前，并影雕黄远生半身像，以告慰先贤，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