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洪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内，时间虽短，却很有一些作为。彼时，“好政府主义”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王宠惠等一批知识界精英提出，他们联名在1922年《努力周报》第二号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民国政治混乱，军人割据，国无宁日，皆因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以致使坏人当道，因而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来澄清政治，改造社会，开出时代的新局。

高恩洪进入政府内阁，属于占据多数的“英美派”（曾赴英国留学深造），又有吴佩孚的奥援，甫一上任，便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一件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

高氏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协作关系”，尽管双方合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高恩洪借交通部设立密查员的名义，把几名共产党人安插在各个铁路路局。双方合作直到高恩洪去职后，京汉路发生“二七”大罢工并酿成血案而终止。后来，当事者对这一合作有着不同的回忆与解释，正说明了这段历史具有的多维面相。

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高恩洪、白坚武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和包一宇（包惠僧）到交通部工作……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各有所需显然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动因。

高恩洪的去职，是直系内部斗争的结果。直系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围绕曹锟、吴佩孚两大巨头，形成了保定派和洛阳派。尽管吴佩孚对曹锟忠心不改，

高恩洪第二次登上仕途高峰，是在1924年3月出任胶澳商埠督办。胶澳是青岛的旧称，城市工商业发达，属“自辟商埠”，因而地位特殊。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了胶澳的主权，并成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京政府，督办之职，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要职，完全靠吴佩孚的保荐。当时流传着一个“八卦”，说吴佩孚向已当上大总统的曹锟推举高出任此职，而高则为曹锟所痛恨之人，心中便大为不悦，叨念着吴的名字悻悻地说，你吴子玉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随即发来电报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如总统之信任我。”于是曹无话可说，只好发布任命书。与任职交通总长一样，高恩洪的督办生涯亦很短暂，以悲剧收场。

尽管给高恩洪施展政治抱负的时间不多，但其所做的奋发有为之事，也为高恩洪赢得了身后之名。后世有人评论，说他在青岛城市行政史上，是“开启国人自我管理大门”的人物，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有溢美的成分，但看看他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