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哲

孙鸿哲，字揆百（揆伯），号寒松，江苏无锡人。北洋大学机械科毕业后，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习。在英期间与孙中山、吴稚晖等结识并成为挚友。孙中山先生在英国发展同盟会，孙鸿哲是最早加入的老同盟会会员之一，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劝说吴稚晖加入同盟会。孙鸿哲还酷爱摄影，孙中山、吴稚晖等在英国活动期间的很多珍贵照片均为孙鸿哲所摄。

回国后，孙鸿哲避开政坛不入，而来到唐山，就任京奉铁路机厂（今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管（总管需为英国人）。虽然孙鸿哲并未过多涉及政坛，但一直在交通部、铁道部内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被认为是当时政坛“新交通系”的重要人物，当选铁路协会候补评议员、扶轮中学董事。因其主要任职——京奉铁路机厂厂长、北宁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等职均在唐山附近，因此也被戏称为“唐山王”。

1921年，叶恭绰计划将交通部部属各校统一为交通大学，特派孙鸿哲与周贻春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孙鸿哲先生虽非唐山交大校友，但始终关怀着学校的发展。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孙鸿哲正在京奉铁路机厂副总管任上，虽居高位，但仍以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的情怀，期望青年，爱护青年，同时愿意指导青年向革命救国的大道上走去，因此当爱国学生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月刊》时，收到用笔名“寒松”的来函和投稿，主张在唐山办铅印厂，印行报志，以启发民智。那个时候，孙鸿哲先生虽尚未与唐山交大发生关系，但在校墙以外不知不觉的已成为同学们的“无名导师”。

从1924年11月开始，孙鸿哲先生先后三次担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前校长刘式训曾谈及：“揆百是我的师兄，提到他，我是最佩服的了！您看，他的尊大人为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教习，冯国璋是他的学生。揆百在回国的时候，正是冯最得势的时候，那时有多少朋友劝他找冯国璋，并且冯也有意要借重他。可是他不去，他却只愿意到唐山机械厂做工程师，埋头实干，一连

在孙鸿哲先生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中国的时期。他上任之时，东北已经沦陷，地处冀东的唐山已在前线，《何梅协定》签署后，冀东伪政府成立，唐山交大情形更加危急。幸赖孙鸿哲先生全力周旋与坚持，唐山交大才能屹立于日伪统治中而不倒。可以说，那时在冀东二十二县土地上，唯唐山交大独挂国旗，成为冀东人民心中的圣地。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唐院每天还升中国国旗，在冀东大地上只有在唐院还能看到迎风招展的中国国旗。孙院长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让冀东人民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微亮，鼓舞着人们要挻过去，希望还在。一所教会中学校长说：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在伪冀东政府成立的那一个关头，校内学生一方面受着爱国心的驱使，一方

但是孙鸿哲先生却为唐山交大操心过度，致得肺痈而于1937年10月23日去世，去世前对前去看望他的朱皆平（朱泰信）教授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还是国家。爱国从来是唐山交大人的最宝贵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国难当头时，尤其显示出它夺目的光辉。在敌伪包围中的斗争仅仅是它的序幕。师生们怀念孙鸿哲院长治学的功绩，学校迁到贵州平越后，将男生宿舍命名为鸿哲斋。把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起名为寒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