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歆海

张歆海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23年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教授。1925年任北京政府关税特别会议顾问。1926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主任。1927年任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

著有《美国与中国》、《四海之内》。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对一个中国知识份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一

与发现“西洋立国两千年”的郭嵩焘及主张“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曾纪泽相比，张歆海则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时代，他是在“五四”的启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长起来的。

1900年，张歆海出生于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先后执教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曾任东南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光华

（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理性批判--五四以后一代知识份子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的历史。上个世纪的知识份子还“很少有可能把西方文化当作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成果去积极地予以肯定和认识”，他们的探索也只限于引进技术和改革制度。直到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份子才开始真正从文化层次上进行认真的反思。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尖锐、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力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中国社会。

然而，完全否定传统是否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份子对传统文化开始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思考。“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时代孔学声名狼藉之时，以罕见的沉静独立的心态挖掘和发扬孔学的优良传统”，这在后来形成了新儒学。所谓“新儒学”是指：“在辛亥、五四以来的20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儒学或

3．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张歆海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于着重眼前利益，没有从长远着眼。“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太实际了，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燃眉之急的事，结果对所面临的事，比如它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性质、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等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把中国视为令人担忧和不安的根源，认为它的崛起会打破世界均势，危害美国利益，因此要遏制共产党中国。美国对亚洲其他部分的政策也“取决于对中国的态度”。“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策。”

张歆海深信，只要美国调整政策，中美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友好关系的历史；第二，两国人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具有一种相同的、长期积累和形成的精神气质（SavingQuality)，它使两国人民都具有宽宏、开朗、坦诚和乐观的性格，这是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关键；第三，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在为和平而努力，同样中国也希望和平，而且也必须为和平

用现代新儒学观点来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都不免会带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色彩。现代新儒学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观点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自中国文化的声音。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2．无论儒家思想本身带有多少理想主义的色彩，张歆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国际事务的一种方法，并且，历史发展印证了他由此方法而推出的许多结论。

如何在中国传统与世界之间寻找结合点，张歆海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通过对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分析，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预见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未来的价值。如汤因比所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人口，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