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益藩

1892年（光绪十八年）散馆，取一等中馆元，授翰林院编修；1893年（光绪十九年）派为奉天乡试同考官；1894年（光绪二十年）升詹事府詹事，授湖北省乡试、会试副考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科道获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命在南书房行走，兼充经筵进讲大臣，入值南书房、轮值养心殿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进讲。任湖南乡试，会试正考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为南书房行走，授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浙江省乡试、会试正考官；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任陕西学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8月奉谕调补闽布政使，9月奉谕为山东提学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南书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调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派充廷试赴日、赴欧游学毕业生监考官及阅卷大臣；

朱益藩之父是咸丰年间进士，在父亲熏陶下，朱益藩四岁就能写一手好字。朱益藩于光绪十六年恩科会试中贡士，殿士二甲第九名，赐进士出身。在保和殿御试时，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大考翰林，取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命南书房行走，兼经筵进讲大臣，在养心殿为光绪皇帝和皇后讲《贞观政要》。”后多次外放为正副考官及学政。曾任奉天乡试同考官，湖北省乡会试副考官，湖南省乡会试正考官，浙江省乡会试正考官，陕西省学政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任宗人府府丞，宣统二年（1910）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辛亥革命后回籍。一九一六年受清宫小朝廷之邀为上书房师傅，教授末帝溥仪直至一九二四年其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担任溥仪的师傅期间其受到信用，与闻机要，兼为“御医”，在毓庆宫诸位师傅中间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溥仪出宫后他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

朱老先生可是光绪和溥仪两代皇帝的帝师，当年他给光绪当师傅时名声就很不错，深得光绪信任。民国成立后，他养花种菊，准备终老南山。袁世凯称帝时，多次派人请他出山，老爷子不为所动。

可北京方面请他出来给溥仪当汉文老师他为啥又出来了呢?这不是出于复辟帝制的梦想，而是出于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报答。他是1915年应邀来京的，1916年3月，他请假回家把家眷接来，在秦老胡同住了下来。当时，溥仪的老师有五个，汉文老师：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满文老师：伊克坦；英文老师：庄士敦。因为朱老先生曾是光绪的老师，溥仪赏他二品顶戴花翎，紫禁城内坐二人抬暖轿，赏穿素色貂褂，每月开500块大洋，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日，照例还有数百元赏赐。老爷子的待遇可是不低。

按他的经历和身份如果安安稳稳地当个遗老，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的。可朱老爷子偏偏在这生命的尾声阶段，做出了几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儿。人们这才明白，这个遗老不但不是老朽之人，还

朱益藩四岁就在他父亲朱之杰的指导下识字并习作大字，受到过严格的馆阁体书法的训练。早年学习欧、柳、赵诸家。

中年兼师李北海、米襄阳等。朱益藩入值南书房时即以擅长书法闻名，经常承代御笔书写匾额、春牌、福、寿字等。居京期间，得以观览内府所藏大量的古代碑贴及名家手迹，并同当时的王公大臣交往过程，开扩了眼界，书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他重视通过临摹承继前人的书学成就，习字勤奋，博取众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朱益藩受晚清学者、士人倡导碑学的影响，书法到了近代逐渐走上了碑帖兼容的道路。但这一结合却是在不断探索中完成的。一方面，许多学者长期受到“馆阁体”的束缚，尚不能放开手脚另立新的面目；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了尊碑风气的熏染，有一种突破前人藩篱的冲动。这就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来。朱益潘的这副行楷七言联（见附图）就说明了这一特点。　在这副楹联中，作者在有些字的处理上下笔谨慎，一丝不苟，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