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龙

建国后，历任江苏文教学院副教授、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译有〔苏〕高尔基《人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俄〕《契诃夫小说选集》（一至二十七册）等。长篇小说《阿托莫诺夫一家》、《人间》、《复活》、《亚马》、《总督大人》等。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要求他每星期日必须做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

1949年全国解放，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