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掖贤

幼时的陈掖贤和母亲赵一曼

1930年，陈掖贤出生后不久，赵一曼同志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陈掖贤被寄养在大伯父家。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陈大榜）也联系上了。据陈掖贤讲：赵一曼回国生育后陈达邦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员，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到生父家去过，因感情不深，来往不多。

1955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当政府通知他去领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拒绝了。

1960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党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毛泽东。因为住在中南海，陈掖贤找人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震怒。但

陈掖贤的母亲——赵一曼

陈掖贤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就性格内向。陈掖贤平日不注意个人仪表，不修边幅，有时甚至蓬头垢面。他也不太注意居室卫生，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陈掖贤性格内向，不爱讲话，有时心情郁闷。

陈掖贤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9元，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月初总是吃甲类菜，还买些零食。下半月就只能吃丙类菜，到月底就得去工会借“小额贷款”（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处签名就能借到5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

陈掖贤夫妇及两个女儿

1957年，陈掖贤与他的学生张友莲结了婚。1958年3月陈掖贤便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1959年1月，陈掖贤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

1959年底，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这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了不少摩擦和矛盾，经常争吵。

1960年，陈掖贤与张友莲离婚，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1961年底，陈掖贤与张友莲复婚，并生下第二女儿，而张友莲的病还是时好时重。

1955年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右）在北京的合影

以下为陈掖贤的同事对他的回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的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吃早饭(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翻过一座山，蹬过一条河，走到水电站工地。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200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都累成这样，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