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涛

陈锦涛，广东南海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1897年在北洋大学堂任教习时，组织王宠惠等一起翻译西方数学教科书，交给主持《时务报》的维新人物汪康年刊印出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905年，陈锦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参加清政府学部组织的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列第一名，被赏给法政科进士，随后历任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副局长、统计局局长、预算司司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中央银行副行长）。1911年夏，清廷计划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改革币制，任命陈锦涛为首席代表，赴伦敦与各国银行代表进行会谈。1911年11月6日袁世凯组阁，授度支部副大臣（财政部副部长），但没有到任。

据严复所说，陈锦涛“本老同盟会人”，是否成为正式会员，尚无证据，但1904年孙中山赴美时，与王宠惠、陈锦涛等人时相过从，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外交、财政问题，陈锦涛与孙中山为老相识，这一点

革命党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与财政困难很有关系。这句话或许可以从陈锦涛的工作经历得到一些印证。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立即面临着找米下锅的问题，而军饷开支则是重中之重。当时的“革命军人”并非个个都是圣人，“当兵吃粮”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前清财政本已捉襟见肘，高度依赖关税收入，而海关控制在列强手里，对革命党尚在观望，不肯将偿还外债剩下的“关馀”移交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各省、地区采取了“独立”的方式，结果各军政府自我豁免了向中央交税的义务。财政上能维持的地区不肯向中央交钱，急于用钱的地方则必须“救火”。孙中山返抵上海，人们以为这位革命领袖带了多少银两回来，结果孙先生苦笑说：“余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着精神而已。”（《孙中山全集》第一册）

革命党领导最初准备请张謇出任财长，张謇知难而退，并致书陈述筹款之难，谓“每年所短八千万两之款，于何所求，将责之财政部长一人”。临时政府在最拮据的时候，

1916年，袁世凯“龙驭上宾”，段祺瑞组阁，陈锦涛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在其《财政意见书》中，对中央银行发表了几点看法：一国金融的盛衰取决于中央银行，因此中央银行的地位至为重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停兑事件，原因就在于牵入政治风潮，被当权者所操纵；为使今后能真正承担经理国库和领导全国金融的重任，必须一方面增强中国银行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从法律上规范政府向中央银行的借款行为，如限制政府用款、制订专门针对政府贷借的法律、对政府用款的数量、偿还的条件都要有所限制等。中央银行若和政府牵涉太深而丧失独立性，会严重危及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出要从法律上保障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李昌宝：《中国近代中央银行思想研究》）老实说，陈锦涛的意见纯粹从西方国家成熟的中央银行运作出发，“中了美式教育的毒”，很难为军人当政的北洋政府所采纳。

段祺瑞本与国民党多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