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卓为

国籍：澳大利亚，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University)大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

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首席高级科学家

重要事件：2006年1月31日，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197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考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协和医院做儿科医生，因工作和研究业绩突出而最先被破格提拔为儿科主治医生，期间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出国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皇家儿童医院做进修医生。1992年考入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课程，1997年五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1998年底返聘回蒙纳仕(Monash)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员。1999年受聘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历任该中心研究员，首席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等职位，并创建生物和脂蛋白研究所。自2004年3月以澳籍华人外国专家的身份

据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回忆，2005年12月，熊卓为因长期伏案工作，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医院拍片之后发现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诊断需要尽快手术。2006年1月31日，手术后的第七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手术前医生应该把手术的风险和严重性告诉患者和家属，但医生在手术前没有这么做，相反，医生在为患者做手术前信誓旦旦承诺病人术后三四天即可下床，一周即可出院，手术费只要五万元。并且，医生在患者进院前每隔半小时就打电话催促患者进院手术，说不做手术可能会截瘫。患者患的是脊柱一度移位，并不像医生说的这么严重。

患者脊柱移位手术及住院一周的价格接近12万元，不属小手术，术前必须做所有必要的身体检查和观察，并有慎重的手术方案讨论，包括邀请家属参入，但医院并没有这样做。患者属于具有手术高危因素的病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女性，年龄50，

熊卓为家属被这突如其来横祸击倒，精神已经崩溃，加之没有经验，没有及时封存病案。等到两周以后封存病案时，我们发现病案的关键部分已经被造假。

在每天的查房记录中，病人向医生反映每天症状的病情记录大多没有了。谁都知道，血栓形成过程中病人小腿胀痛难忍，没有病人会不把胀痛的感觉告诉医生的。但医生修改查房记录后死不承认，陪护家属的证词又不能算数，死无对证。

患者23日中午入院，许多常规检查根本就没做。但在病案中却记录着所有的检查都在23日下午做了。我们知道许多检查必须在空腹的情况下做，下午怎么可以做？做了有什么价值？

我们发现在病案中记录着患者的血常规和肝功能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检查员同时在23日下午13点17分完成的检查。这怎么可能？我们中午才入院，血常规和肝功能检查需要花不同长度的时间，他们怎么可能正好同时完成？这说明这些检查结果是患者死亡后补上去的。

病案中记录着医院对患者的手术前必须做的传染病（艾滋，梅毒

熊教授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熊教授是一位极度高危的病人，她术前长期患有高脂血症、II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凝、并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脊柱手术本身、术后要长期卧床、因手术停用阿司匹林引起反跳、加上她是50岁的女性，如果在这种极度高危状况下做脊柱手术，术中和术后引起深静脉血栓而导致肺栓、心栓、脑栓致死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并大大高于常规病人！

熊教授患的是脊柱一度轻微滑脱，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够，不应该做出不到一周花费十一万多元的大手术来。这种为创收而过度的手术大大增加了术后引起深静脉血栓进而导致肺栓、心栓、脑栓致死的危险性。这种视病人有多种高危因素于不顾，草率决定动如此大型的手术且没有任何预防措施，最终导致病人肺栓塞死亡。这无异于医疗谋杀。

熊卓为博士因脊柱一度轻微滑脱于2006年1月23日中午入住北大医院，在没有进行必要的身体状况检查和观察的情况下，第二天早晨八点多即进行手术，术前准备和术前

事故在于现行执业医师考试制度存在缺陷!

现状：较真的话，教学医院都有“非法行医”行为

整个事情的起因是：2005年12月，熊卓为教授到北大医院治疗腰疼，手术后第7天，熊卓为抢救无效死亡。熊教授的丈夫在调查中发现，当时抢救的主治医生竟然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于是他据此到法院起诉了北大医院。此案在2009年7月1日由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在二审开庭前，有关媒体的报道让此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大医院里存在“非法行医”的说法更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按媒体的报道，如果较真的话，全国的教学医院都有‘非法行医’行为。”北京一家大医院的知名主任医师针对北大医院事件对记者如此评说。这名主任医师认为，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学医院有接受医学生实习的责任，同时医院的正式编制很少，但工作量大，尤其是北京的一些大医院，所以就需要学生来做临时工的工作，而且医生在大型手术时，需要多人辅助配合，会有实习、见习医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