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

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著作多散佚，今有中华书局版《何心隐集》。

泰州学派再传弟子

三十岁以前，他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道路，以后才跟颜山农学“心斋(王艮)立本之旨”，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黄宗羲说，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卷三二)他们在当时表现了惊人的叛逆精神。但何心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幕僚，先后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讲学，学生很多，传人却极少。万历七年(一五七九)，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杀害。临刑那一天，“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李贽《何心隐论》，《焚书》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贽一样，是明代思想史上轰动一时的冤案！

何心隐为理学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称之为“异端”。何心隐曾在家乡江西永丰试行过一套乌托邦，“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明儒学案》卷三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只写在纸上，何心隐的萃和堂却已建在地上，行动上早已领先了，可惜思想上却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的框架中。萃和堂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建构的，它和那些数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在它的内部多少有点平等的意味，那也不过是把封建宗法关系给田园化了。它对明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然有对照、批判作用，但并没有扯断封建的脐带，“齐家”的目的还是想“治国”。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乌托邦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它可以是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页)。何心隐的萃和堂与这种

何心隐被杀害以后，思想界一时议论纷纭，肯定和否定的都有。李贽在《何心隐论》中说，当时肯定何心隐的有三种说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二)“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焚书》卷三)这三种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何心隐以孔子为仪范，在思想和行动上和那些道学家们形成鲜明的对立。他的济世厚生的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胸怀的人道主义理想。但他却不容于社会，被目为“异端”，最终残遭统治者的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格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