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

许寿裳，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官费赴日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文，与鲁迅、厉绥之相识，结成挚友。曾编辑《浙江潮》，后转入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三十四年（1908），与鲁迅一起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次年四月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司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17年冬起，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编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5年，北京爆发“女师大风潮”，支持鲁迅和进步师生正义斗争。被段祺瑞政府通缉，愤然离校，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不久，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大学院（即以后的中央研究院）参事、秘书长，后又任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等职。1934年北上，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北联大史学系主任、商学院院长

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认为，许寿裳有两项重大贡献。一方面，他和鲁迅先生等人作为当时读音统一会会员，一起确立了注音符号的使用原则，奠定了台湾国语运动的规矩，很多台湾同胞正是靠着注音符号学习和掌握了国语。另一方面，许先生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并在国语运动中力推从“台语复原”到“学习国语”的正确方向，为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章炳麟传》（中国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俞樾传》、《中国文字学》、《李越缦〈秋梦记〉本文考》，《传记研究》、《怎样学习国语与语文》、《考试制度述要》等。

许寿裳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草拟《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为发展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做了很多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工作。此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高师、女高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山大学、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华西大学、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广益学会华大文学院、台湾大学，主讲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大学国文、记文学、中国小说史等多门课程，尽瘁育才，桃李盈门。学生们将他喻为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暗夜海上行驶的船舶得到指引，不致被吞没于风涛。蔡元培先生仿法国学制筹建大学院并担任院长时，许寿裳先后任大学院秘书、参事、秘书长，是蔡元培的主要助手。

许寿裳道纯德厚、学识渊博、博通经史、雅擅诗文，在教育界有着崇高威望。他通晓日、英、德语，广泛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滋养，甚至连生活方式也相当欧化。他的书法融汇各家，别出新意，在书坛独树一帜。他在文艺创作方面成果不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却有特殊造诣。他早期文言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历举欧洲各国复兴祖国的史实，以证明精神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国民精神的迫切任务。这篇论文连载于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河南》杂志4、7两期，跟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言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乃至于遣字用词都相当一致。他的学术论文《〈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旁征博引，持论稳妥，极见学术功力。

在许寿裳的学术成果中，最具价值的是传记文学研究和写作。他认为成功的传记文学描写入神，巨细毕现，能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时代

1946年6月25日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约，许寿裳只身孤箧从上海飞抵台北，筹设省立编译馆。台湾自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整整50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欲彻底斩断台胞的民族意识。比如淡水公学校，一共开设了13门课程，重点科目是“读方”(学习阅读日文书籍)，“缀方”(日文作文课)，“书方”(日文写字课)，“话方”(日语会话课)，“日历”(日本史)，“地理”(日本地理)，“修身”(使台胞自愿臣服于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而仅占一门的“汉文”课程还不列为升学考试科目，长期实施这种教育，致使当时600万台胞中大部分人的中文程度不足以阅读普通的中文书籍。所以许寿裳主持编译馆的首要任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他为编译馆确定了两项宗旨，一是普及国语、国文和中国史地方面的知识，二是发扬台湾文化的优势，以开创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台湾编译馆被撤消后，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台大执教期间，他除每周讲授一节《文字学》外，还擘画系务，筹设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文字学、语言学、中国学五个研究室。他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这年5月1日，许寿裳撰写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1947年5月4日台湾《新生报》)鉴于台胞在日据时代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日本的科学技术又是模仿多，创造少，许寿裳认为在台湾更应该培养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台湾提倡利他的、兼爱的道德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希望志同道

许寿裳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不惜得罪多年老友，不惜危及饭碗，也说出真相。

熟悉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相识期间的始终，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生命持续的期间。在鲁迅生前，他们同进退，共患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鲁迅死后，许寿裳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并致力于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和研究专著，成为鲁迅研究的“通人”。

从互相认识开始，先是许寿裳影响了鲁迅，使鲁迅在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然后是许寿裳主编《浙江潮》，即邀请鲁迅为之写文章，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说鈤》、《中国地址略论》等作品，再后就是鲁迅应许寿裳之约写作了多篇哲学论文，这无形中成就了鲁迅作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界亮相的契机。

接着，许寿裳想去德国留学，鲁迅也想去德国；许寿裳回国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紧接着就介绍鲁迅也回国到该校任教；民国政府成立后，许寿裳刚一进入教育部，就

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以许寿裳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比鲁迅小两岁的许寿裳与55岁的鲁迅相识相交长达35年。是许寿裳介绍鲁迅先后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鲁迅去世后，许寿裳承担起了整理亡友鲁迅文字的重任。鲁迅与许寿裳的关系，不仅是乡情、同窗之谊，而是有着兄弟之情，许广平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许寿裳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早年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秋，许寿裳考取了浙江省官费名额去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1903年4月，鲁迅把自己剪发的小照赠给了同学许寿裳，后来又补题旧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此之前，许寿裳就因不喜欢辫子，索性剪掉，图个清清爽爽。　　许寿裳学识渊博，博通经史，擅长诗文，通晓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