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父亲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年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

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章学诚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

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最高宗旨，也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