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

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

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王芸生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

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京。

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与胡乔木等14位新闻人士组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1929年受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与《大公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之久，奉献了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被毛泽东戏称为“大公王”。王芸生是名副其实的报人，解放前，在他主持《大公报》的20年里，《大公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本文重在考察王芸生解放前的一些重要新闻思想，以便我们更客观地了解王芸生其人以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民众，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按照这种理论，报业应是一种自治体系，必须采取独立和批判的态度。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信任。可以说，《大公报》办报理念中，包含了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因素，它以“社会公器”为定

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保留了这个名字。他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13岁时由佟家楼的老邻居介绍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读一些杂七杂八的旧东西及中国古典小说。利用每星期回家一趟的机会，他为佟家楼老邻居说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说得绘声绘色，连诗词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听者一片唏嘘。

一天，有个穷卖报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话午报》换一包茶叶末，掌柜的答应了。于是他每天都能看到这张白话报。茶叶店陈掌柜和管账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赚的钱点清包好，叫他送到银号。

送钱的路上有个报栏，贴的是天津《益世报》。他最爱看副刊的小文章，看到喜爱之处，就从怀里掏出一把修脚刀，把文章挖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不少。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文章有规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写，于是萌生了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

《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

1930年代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开始在《大公报》上频频露面，并借此声名鹊起。其研究问题之深入，分析之剀切，影响力之广，使得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都虚心求问，特意邀请他上山。

这个年轻人叫王芸生（1901-1980年），当时的《大公报》资料员，以后做到了赫赫有名的总编辑。他的文章后来编成了厚厚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

王芸生因著此书面成为我国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著名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他研究的60年中日关系史，下抵当时，上起1870年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的琉球岛。

王芸生1932年在《大公报》开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目的正如专栏眉题上的16个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

在1931年他开始编撰工作时，正好赶上清废帝溥仪离开清宫，清代历史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清朝与外国列强的外交文件很多很丰富，尤为难得。王芸生称自己是“史运亨通”。这个专栏很早就受到日本军政界的关注，

我的父亲王芸生，其实原名叫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如果要向父亲追问一句，他会笑着回答：“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如今年龄超过七十的人，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我的母亲冯玉文，她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母亲原就没名字，那时贫苦家女孩，没有大号亦无学名。出嫁后就都称她为王冯氏。父亲说，一次由于急需，是他临时给母亲取的名字。父亲给别人取名喜欢按辈分，当时他不会有老冯家的家谱，而是突然想起冯玉祥，心想母亲差不多跟冯玉祥是同辈，于是给母亲取名叫玉文。据说还真有人把王芸生夫人认为是冯玉祥妹妹，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们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王芝“什么”。中间那个“芝”字，据说是按家谱来的，我是怀疑咱老王家是否有“家谱”。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她出生于天津近郊杨柳青。我的外祖父是个菜农。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能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