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

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籍广东中山，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念书。因酷爱艺术，读到初中二年级，毅然中途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29年夏，在南国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的演出，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

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加入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血衣》、《乱钟》等剧。

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先后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娜拉》、《大雷雨》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的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成名。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

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

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个人一等奖《聂耳》：获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

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37年，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汉失陷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接着在桂林、宁夏、青海、兰州、西康、西昌，在兰州、在缅甸的密支那，在印度加尔各答，都留下他的足迹，《民族万岁》、《野人》等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曾导演过《求婚》、《狂欢之夜》等话剧。在重庆认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戏剧电影运动做了很多工作。

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

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

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成立，其电化教育专修科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当时郑君里受聘在该校任教，讲授电影表演。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史东山、焦菊隐、柯灵、许幸之、戴爱莲、盛家伦及梁实秋等人。学生中著名的有汪岁寒、林斤澜、李雨农等。

郑君里是明星出身的老师，很受同学崇拜，他与同学关系也十分亲密。郑君里讲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尔也夹杂着广东口音，有同学向他指出，他会风趣地自我解嘲：“艺术语言的力量还应以情取胜嘛！”他讲课的教材，是自己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

郑君里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是中国电影界的佳话。郑君里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研究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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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里、赵丹和蓝苹(江青)，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郑君里与赵丹、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郑君里与黄晨结婚，伴娘也是蓝苹。蓝苹不辞而别唐纳，后来给唐写信，也是由郑君里转的。

解放后，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文艺界中，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首当其冲。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被抄家后，郑君里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家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有幸地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解放”。郑君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应该是“中国版”的。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