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圆瑛

圆瑛（1878－1953）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

圆瑛法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参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焘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他喜颖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于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疑，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以后，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着。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

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

圆瑛法师（1878－1953）与太虚法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譬。圆瑛法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学禅。1906年，圆瑛法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圆瑛法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法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憎，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

圆瑛法师博览三藏，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的有：《佛说八大人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仁王护国经》、《佛说盂兰盆经》、《首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劝修念佛法门》第52页）法师尝归纳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为宗，觉悟为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欢迎会答词（南洋吉隆坡）》《圆瑛法师讲演录》第39页）因此，法师专注于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称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为“解大理”。

法师揭《楞严》全经要旨曰：

“梵语首楞严，华文译为

号召民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圆瑛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