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国

（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更新时间：2019-11-02 20:27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省乳山市东珠村人。1930年在本乡小学任教。193 4年赴太原，在阎锡山军官教导团学兵队当学兵。1936年9月加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调任山西新军二一二旅旅长。同年12月参加山西新军反击旧军的

基本资料

中文名：孙定国

国籍：中国

出生地：山东省乳山市南黄镇

出生日期：1910年

逝世日期：1964年

职业：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简介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省乳山市南黄镇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孙定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痛心于国难频发，投笔从戎，于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新军，历任副官、总队长、旅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军西路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所部的第六集团军投入战斗，孙定国所在的彭毓斌军执行肃清晋南新绛、稷山等地敌军的任务，初次展现了他的指挥军事才干。当时他第一批加入了薄一波的“牺盟会”，1939年（一说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担任晋军训教总队长和新军212旅旅长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时，都忠实执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事变”中，他率军脱离了阎锡山，转战至晋东南太岳区，与薄一波等领导的部队（决死一纵）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装做出了贡献。

任太岳军区212旅旅长

孙定国于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旅长，以后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先后担任了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中科院学部学术委员等职务。此外他还著有许多哲学著作。

哲学专家

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学术地位也很高，如1956年北大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参加者有冯友兰、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诸多名家，孙定国与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人任审查委员。同时，他也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党内一名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批判胡适时他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文章。

中央党校行政领导

在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被视为“三驾马车”。杨、侯、孙都是战争期间曾经战斗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革命，后来也都在中央党校工作（杨献珍曾是马列学院教育长，侯维煜于1953年调入）。侯维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兼抗日自卫队政委、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晋冀豫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政委等。1939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侯维煜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校党委书记，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职。后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那时杨、侯、孙三人“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杨献珍《教诲十年，遗爱千秋——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自杀身亡

1956年康生重出江湖，此时正是“高饶事件”之后。康生看好孙定国的理论和写作能力，便以同乡的名义拉拢孙定国，嘱其为自己整理和拟写一个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以便自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当1967年孙已死3年后，康生却说这是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我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是文盲，不识字，连个提纲都不会写，让别人代笔?”不过，也是在“八大”后，康生就以党内大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先后被任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小组”组长、《毛选》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也是从此，孙定国过不上好日子了。

颇有口碑

孙定国在党校颇有口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写一手好文章；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深奥和枯燥的哲学让他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又以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而遐迩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专家，在党校却屡屡受到批评甚至是故意的打击，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杨献珍的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容不下中央党校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以及孙定国等人，1963年孙定国被逐出党校，前往西安，康生还下达了一个对其“内部控制使用”的指令。

此后，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尽管“合二而一”论与孙定国毫无关系，但他还是被叫回党校接受调查，在种种名义的批斗会议上受到辱骂和训斥。特别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用他的权势肆意凌辱孙定国，称之为“冒牌的哲学家”，并且首先用“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种低级的称谓来称呼孙定国。孙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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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分析

孙定国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是耐人寻味的，然而迄今还未见有人解读过这份遗书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在涉及到这封遗书的公开出版物中，都是匿名的。显然，孙定国在决心赴死之前，决定不顾一切，要以自己的党性，向党揭发其言行。其实，在那一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事或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这个至今还被隐去名字的人物是谁呢?据推测，他就是党校校长杨献珍。

在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自始就有火药味极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战，其双方则主要是党校内部的杨献珍与艾思奇这两军对垒，且无论是建国初年的杨献珍为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艾思奇为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后来沸沸扬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合二而一”论，它们都不过是后来“文革”的一场理论批判的小型预演。深知其内幕的孙定国最终无法选择自己再次“站队”的事实，他便以死来选择逃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