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庸

1878年出生于四川璧山（现重庆璧山区），其祖怀廷曾为璧山县令。

1901年赴日本留学，先就读成城学校，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

1906年毕业回国任学部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兼法律学堂总教习。

1907年调任大理院详谳处推事

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

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1911年作为唐绍仪随员参加与南方革命军的南北议和。

1912年民国成立，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9月，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

1913-1917年任司法部次长。王士珍组阁时任司法部总长。

1918-1920年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

1920年，任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1924年因不满曹锟当局统治辞去公职，设立律师事务所，创办法律周刊，受聘国立法政大学校长。

1925年9月受北洋政府派遣赴广州调查“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任修订法律馆总裁的江庸，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职。与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又办《法律周刊》，自任社长。同年，在广州谒见孙中山先生。

自1927年蒋介石上台以后他未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基本上以律师为职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庸表现出很高的胆识与气节，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尊重，也得到统治当局的垂注。1936年他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以宋庆龄为首的广大文化知识界人士发起了强大的反抗和营救活动，法律界组成以江庸、张志让为首的阵容强大的辩护律师团。那时法院的法官大多为江庸的弟子和属下，他作为一名律师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日寇侵略罪行，并指名出任伪职的学生赵伯欣叛国投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1936年初他受聘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他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世界会议，10月途经莫斯科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日、伪筹组南京伪政权，授意汉奸温宗尧拉拢江庸出任伪职，遭到他严辞拒绝。1938年7月，在举国一致抗日呼声中，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上，江庸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在武汉期间，蒋介石恐吴佩孚出任华北伪政府首脑，曾请江庸去函拒日劝诱，得吴答复将坚持民族气节。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江庸公然宣称:“我素来反对内战。老蒋的‘讨伐命令’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那时江庸仍担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他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党操办的国民大会。1948年，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江庸致函力辞不就。

1949年初，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着手与共产党议和。李代总统急于找几位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试叩和谈之门。李专程飞沪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等赴北平。江等表示：议和得于民心，愿前往一试，但我等既非国民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宜以民意代表为好。李亦以为然，遂由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另有一位是一贯主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员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同行。1949年2月14日，“四老”到达北平。叶剑英受毛主席指派与四人分别交谈。江庸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心理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

1949年秋一天，江庸在上海自己的律师楼里收到一封笔迹苍劲飘逸的来函。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几个铅印红字落款上边赫然展现一个大的“毛”字。江庸急忙书柬，但见全文如：“翊云先生：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即颜惠庆）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即许藻容，法学家，江庸推荐给毛主席）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当时已71岁高龄的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当选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历任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1960年2月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江庸先生平生不事蓄积，逝世后所遗款三千元、公债二千元。在他逝世前，遗嘱夫人徐琛请上海市文管会徐森玉对家存文物进行鉴定，凡有价值者，由家属全部捐赠国家，计122件。

江庸先生生前著有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多种，如1927年出版的《南游杂诗》，1929年出版的《台湾半月记》，1934年朝阳学院出版部出版的《趋庭随笔》(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再版)，1946年重庆大东书局出版的《蜀游草》，1957年出版的《澹荡阁诗集》、《汗漫集》、《攻错集》、《旋沪集》、《入蜀集》，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庸诗选》等等；另外，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致江庸书札》，详细记载了两人的交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