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资料
中文名:陈春先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成都
出生日期:1934年8月6日
逝世日期:2004年8月9日
职业:教授、专家
毕业院校:四川大学
主要成就: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个人生平
1934年8月6日生,四川成都人
1951年-1952年四川大学物理系(一年级)
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8年12月,留学前苏联(5年半)
1952年-1953年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
1953年10月-1958年12月
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留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代表中方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讲,并受到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接见。
1958年2月-1986年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创建合肥等离子物理所(核聚变科研基地)。
1959年-1966年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理论物理、激光新型半导体等新领域的研究开拓工作。
1970年-1986年发起国内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6号),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的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在规模和水平上均为国内之冠。1999年起任该基地客座研究员和高级顾问。
1978年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教授级)
个人评价
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离开中关村,陈春先的灵魂一定依依不舍。
两年前,6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他曾微笑着对记者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做很多事。”“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去逝前三天,在亲友为他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他还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陈春先是中关村的创业斗士。这个当年中科院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后,就走上了一条与科研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
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为后来“两通”“两海”的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以及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铺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然而,“秀才创业,十年不成”,陈春先的创业经历坎坷重重,连他自己都承认“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即便
体制之缚
陈春先的“创业”始于1980年代,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三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主张。
此后,他率先将设想付诸实施。当年12月,他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
个性之累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似乎在转暖,但是,当时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陈春先觉得在科学院的体制内不可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脱离科学院。
1983年,北京中关村花园路6号,陈春先和他的创业伙伴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
当时,一个很有前途的科学家,离开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放弃编制,放弃学术地位,放弃保障,简直是不可思议。
谈到父亲当年的举动,陈新宇说:“当时有机会出国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这种差距的人不少,有这个看法(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寻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从这一点上看,陈春先将他的后半生完全交给了创业,也算是为他的性格所累。
据说,陈春先从小接受的是一种近似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视培养他的兴趣。他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引导他对
转变之苦
客观地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的时候,市场上可以说没竞争对手。他后来的种种失败虽然与当时的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陈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凭”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个公司曾经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
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项目萎缩了。他曾对此进行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现在也在考验着企业。”
1993年,陈新宇开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