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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曾国藩家风家训故事
- 中国古代先贤注重家风的例子
- 关于家风家训的典故
一、曾国藩家风家训故事
1、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2、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3、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4、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5、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6、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7、晚清历史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8、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9、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10、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11、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12、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13、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二、中国古代先贤注重家风的例子
1、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2、孝道是中华良好传统,受历代社会尊崇,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习总书记提倡的好家风!
3、我们推崇良好家风,推崇爱老敬老社会风气,就要树立典型,学习典型,古代先贤闵损的孝道故事就是个很好例子,感人至深!
三、关于家风家训的典故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
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
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
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关于关于家风的古代故事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