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革命英雄人物，还有其主要事迹。急求！
1、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人，出生在湖北秭归，12岁随全家回乡。1917年，出身豪绅家庭的夏明翰违背祖父心愿报考新式学校。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1925年兼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极力主张武装农民。
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6月，调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八七会议后，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0月，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1928年初，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同年2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1928年3月20日（农历2月29日），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被杀，时年28岁。
1928年初，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工作。上海的党中央派李维汉来到武汉，同郭亮、夏明翰研究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制止盲目行动。同年3月18日，夏明翰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返回汉口东方旅社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军警将夏明翰逮捕。3月20日被杀害。
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吉鸿昌（1895—1934），抗日英雄，爱国将领，河南省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并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被杀害前，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汉族，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32年，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4、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1936年8月，赵一曼被日军枪杀，年仅31岁。赵一曼被哈尔滨人民尊称为“白山黑水”民族魂， 哈尔滨党史研究室则称其为“万民永忆女先锋。
5、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 [1] 。江西上饶市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缔造者。
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苏区。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他把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1935年被捕牺牲。
1934年，由方志敏、粟裕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遭到国民党王耀武部队追剿，此役我军损失惨重 。红十军团被王耀武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牺牲，一万多人仅有粟裕率领400多人突出重围 。
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严辞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誓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6、向警予（1895-1928），女，原名向俊贤，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 ，女权主义领袖 ，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有迹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年终33岁。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国民党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处决向警予。
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国民党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地讲下去。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血沫从她的嘴角流出。
求一则延安红色故事.....拜托各位大神
子深情 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探寻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 那是1946年1月8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主席慈祥的笑了。 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当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时，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自己背着行李，带着小米和劳动工具，徒步去了10多公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毛岸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延安，交了一份令父亲十分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严格的。当童年的岸英跟着母亲杨开慧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岸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时，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岸英留学时，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时，他严格要求岸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只能拿着碗筷到大灶就餐；教育岸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让儿子回湖南老家，看望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岸英血洒异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语：“岸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 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老柳树却依然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这张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信念的力量 在民族空前危机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自延安的政治主张，唤醒了敌后的千千万万进步青年。 “到延安去！”成了当时中国最时髦的口号和最能体现自己政治觉悟的见证……这样，跨越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就成了抗战时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有诗人是这样形容奔赴延安的决心和阵容：“万重山，险又难，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那些在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的青年，用更激昂的诗句相互鼓励着前进：“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 31岁的陈学照，留学法国，博士学位。她后来回忆说：“我对国民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苦闷和仿惶中，她来到延安。但延安的艰苦生活和文化差异，使这位身穿法式大衣，头戴贝雷帽的女记者，不久离开延安去了重庆。但在那里，腐败的社会，艰难的生计又使她第二次重返延安，这一次，她再也没有想到离开延安……后来，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女党员。颇有名气的上海青年摄影家吴印咸，应邀参加《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摄影，来延安前他明确表示拍完片子就回上海。等片子拍完后，不想赤化的吴印咸竟向党组织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统计，通过他们这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超过1万人，仅1935年3个月，就有2300多进步青年从这里奔向光明……这份保存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投奔者名单，不少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他们中有：茅盾、艾青、高士其、萧三、刘白羽、华君武、贺敬之……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到延安，就如鱼得水展示出旺盛的生命之花…… 那时的延安，物质生活并不富有，延安，你是怎样让他们义无反顾地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柯仲平在1939年写的《延安与青年》一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诗中写道：“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怕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首诗生动地说明，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正是靠着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路线，靠着广大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才成为理想的化身，中国的希望，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历史的瞬间 这幅照片，拍于1939年的联防司令部，照片上的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神情自若地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的干部作报告。毛泽东很善于演讲，当他正扳着手指一、二、三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吴印咸同志按下了快门，为人们留下了这幅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他将这历史的瞬间留传至今，一代伟人朴素的精神风貌由此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中定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重重困难，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办？毛泽东问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共产党人响亮的回答。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在边区展开了。在那自力更生、共渡难关的日子里，毛泽东以身作则，他不仅亲自下地种田，而且还带头勤俭节约，每月只有5元津贴费和3元菜金，住窑洞，吃小米，穿粗布衣。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来临了，战士们都穿上了又暖和又整齐的新棉衣，可主席穿的依然是那件已经穿了4个年头的旧棉袄，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袖口都露出了棉花。当毛主席穿着补有大块补丁的衣服到中央各部门和马列学院、抗大等单位开会、讲课时，同志们都很有意见。纷纷批评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警卫员满肚子委屈。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中直管理局，管理局领导认真研究后，到沟萍布店扯了几尺蓝丝布，给主席做了一件新棉衣。 棉衣做好后，主席说什么也不肯穿，警卫员贺清华灵机一动，干脆趁主席休息的时候，把新的送进去，旧的拿出来。主席起床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棉衣，床边却放了一件新棉衣，便在窑洞里呼唤警卫员，几个警卫员紧张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去。主席唤起名字来：“贺清华！”没有办法，贺清华只得硬着头皮进去。“这是哪儿来的？”主席指着棉衣问。贺清华低着头说：“是，是管理局给主席做的。”主席生气地说：“为什么？我有棉衣穿，为什么要缝新的？”贺清华连忙解释：“主席，我想把你那件拆洗一下，结果拆下来洗时，一搓烂一块，一搓烂一块，等洗干净再去补的时候，那布真的是缝不起来了，实在是糟得连针线也挂不住了。”主席看着贺清华无奈的神情，说：“那你说怎么办？”贺清华赶紧说：“主席，已经做好了，你就穿上吧。”“那不行！”主席严厉的说，“这样吧，你去把这件退回去，给我领一件和战士们穿的一样的粗布棉衣。” 一代伟人，朴素浑如田舍翁，才使摄影大师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吴印咸老人为这幅照片取了一个普通而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那就是艰苦创业！ 毛泽东和小青马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匹昂首挺立、雄姿勃发的白色骏马。这匹马满身白毛中杂有少许斑点，首尾长187厘米，高132厘米，它四蹄直立，马头高昂，那栩栩如生的神态好似正在等待出征的主人，一旦抖动缰绳，便扬蹄而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转战陕北时骑过的小青马。 当时，中央机关还没有汽车，中央首长外出时，总是要骑马或步行，为了给主席物色一匹好马，中共西北局派人到三边草地去选购，马由几位回民兄弟送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派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去验收。一匹是小青马，另一匹是白嘴头的小红马，据送马的老乡介绍，这两匹马属川马品种，个头虽小，但力气大，走起路来平稳，速度快，性情也温顺老实。贺清华分别骑上跑了几圈，果然不错，于是将小青马留给了毛泽东主席，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副主席。从此，小青马成了主席工作上的好帮手。 每当我们看到这匹马，就仿佛看到了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1947年。这一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23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当时我驻守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蒋军则十倍于我，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候，小青马成了主席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次马掌掉了，主席硬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把马蹄磨坏了；小青马也似乎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每次都要等主人坐稳当以后才迈动四蹄，既灵敏又稳当。说停就停，说走就走。 主席骑上这匹骏马，越过座座高山峻岭，跨过条条大河深谷，穿越高原战火的烟尘，挥鞭指点万里江山！40天内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打得胡宗南部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转战陕北期间，主席行程1000公里，12座县城，上千个村镇，在毛主席乘坐的这匹小青马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时光似流水，岁月如穿梭！转眼间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小青马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并没有忘记它的功劳，将其以军功马的身份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岁月的流逝，马的岁口渐渐增大，小青马的毛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据动物园的档案记载，1962年小青马临终时，向着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方向长嘶三声，伏地而亡。似乎最后向主人告别说：“我去了，多保重！”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外展出。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小青马仍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光荣的历史，向每一位观众讲述着当年毛泽东扬鞭定乾坤的峥嵘岁月。
凤翔县瓦窑头村曾经的名人
袁致和与袁凤鸣，红色初心的故事——瓦窑头村。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1926年3月，在这里走出高平第一个共产党员——袁致和，成为高平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先驱。1927年1月，瓦窑头村诞生了高平，第一个中共特别支队，直属中共太原地委领导，成为全省最早建立的组织之一。1927年2月，瓦窑头村产生了高平农民协会，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尊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瓦窑头村是乾县司令驻地。领导在当前指挥全县抗日。从1926年至1949年中国成立，瓦窑头村以袁致和为代表的60多名战士，40多名参战，最后有12名党员和战士牺牲，从此人们也把这件事永记脑海。
袁凤鸣（1904-1979），又名袁晓峰，瓦窑头村人，小学教员。1927年1月在山西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袁西安，利用假期回乡开展革命活动，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高平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同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中文名
袁凤鸣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04年
逝世日期
1979年
在大革命时期，袁凤鸣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并领导群众进行驱逐贪官陈西蓉的斗争，点燃了高平支持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的烈火，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袁凤鸣于民国16年（1927）农历6月16日被国民党高平清党委员会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并被捕入狱。在狱中，清党委员会对他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严守了党的机密。民国17年（1928）出狱后，他找到党组织，先后在开封、汾阳、冯玉祥的军校、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袁凤鸣曾任山西省第五专署工会主席、晋冀鲁豫边区产业总工会劳保科长、道 清铁路工委书记、中共焦作市委常委、焦作市总工会主席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华北机械厂兵工十厂协理员、厂长、党委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凤鸣又担任了西北军械部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中国工会组织部部长、陕西省总工会机械工会主席、国营二四八厂革命委员会顾问、陕西省总工会顾问等。1979年4月11日，袁凤鸣同志因病在西安逝世。
革命英雄的故事
赖宁
刘胡兰
王二小
林森火
少年小英雄小故事
少年英雄——谢荣策
谢荣策，1931年11月13日，诞生在辽中县茨榆坨镇茨榆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因生活所迫，9岁就给地主放猪、放牛，受尽了地主老财的百般虐待。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地主老财仇恨的种子。因此，谢荣策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担任茨榆坨村儿童团长。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小宣传员——石宝芹
石宝芹,1932年11月生，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南林人。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再次占领陈家港后，严密封锁，大镇区内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石宝芹为谋生计，经常用火油，火柴等到王集（今南河）头甲一带去换些玉米，面粉，山芋干等，回去充饥度日，在频繁的往来中．她们与南河区民主政府逐渐取得了联系。1947年秋，开始将南河区民主政府的油印宣传品带进被敌人侵占的陈家港，宣传土地改革，全国解放战争形式等提高群众觉悟。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苏中少年英雄——周银海
周银海，1933年生，江苏靖江侯河乡幸福村人。家境贫困，主要靠父母种地主的租田糊口，生活朝不保夕。幼小的周银海不得不帮大人干活，有时挖点野菜充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苏北少年女英雄——马秀英
马秀英,1929年6月生。江苏淮安县石塘区南涧乡近采桥镇（今，淮安市朱桥镇洼圩村）人，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1945年10月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l946年2月担任石塘区黄卢(南)村妇女会长。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共产党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英雄群体：十二小英雄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少年武装——红军少年先锋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消灭白军，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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