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的顺序是谁排的？
士农工商，是古代四种民众的总称，古代所谓四民，经指做官的、从农的、百工、经商的。
【出处】：《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
有人说，士农工商是古人按着为社会贡献大小的顺序来排列的，其实并非如此。
士农工商，不是指地位高低，而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四个方面，又指轻重缓急。
天下读书人安顿了，然后农民也就安顿了，士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百姓说话，这样天下自然安定。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排序，即古代平民分4等：士农工商。商排最后，这与我们今天的地位排序大不相同，从目前接触的历史看，古代也有大贾，富可敌国，再怎么说商人也不至于排名最末。之前我认为标准是读书人定的，可能士人看不惯商人的铜臭气，所以做了这样的排名。但行业的历史地位的形成一定是和从业者的好恶一致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另有原因。 这次在川藏行的途中接触到了最古老的商队——马帮。川藏很多地方即使今天都是不通车的，以川北为例，到处碉楼土寨，这些地方就需要马帮。盐、茶、铁等生活必需品，而自己无法生产的，就需要马帮来回穿梭贩卖。我估计在民国之前最主要的商队、商人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些我们可以从一些电视剧了解一些。 对商品最需要的地方，玩玩也是交通最不方便的地方。这次我也稍微体会了一些这种风餐露宿、古代条件更不好，还可能遇道匪山贼，生命风险，最主要是一出门就是一年半载无法归家，这种生活实际上是很艰苦的。而这种少量的零售也基本不会有大利润产生，因此在古代商人从事的工作是最辛苦，也是最没人愿意从事的。 工，手工业者，他们有自己的技术、手艺，可以在固定的地点生产，不受在外奔波之苦，也有一定的利润，因此要比商人的工作好些。 农，要比工更好些，因为农民有自己的资产，生产资料——土地。工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他们只有技能，而农既有技能又有生产资料。一年2季还有农闲时间，所以在古代，农比工要好。 士，就不必说了，在春秋时期，士是贵族的最低等，到了战国，士变成了平民的最高等。
古代士农工商顺序到底是怎么排的？为何士排最前，商排最后呢？
古代的社会阶级排名为“士农工商”，那么这个排名究竟因何而产生呢？
阶级排名主要还是根据社会贡献来编排，古代的四大阶级自然也是依据这个标准来排名的。
士为何是最高级：古代的读书模式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读书需要历经很多阶段（大中小学），而且就算是完成了所有的阶段，也不一定可以踏入政治圈子。
但是古代时期就不是如此了，古时的读书目的比较单一，就是踏入政界开创自己的事业。所以古代的士人群体就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机器的零件，一些优秀的士人（比如说改革家等），他们更是从根本上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所以说士人群体的存在是国家发展延续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的奠基，其他的一切群体包括皇室都没法继续生存。
农民为何能成为第二：农民在古代的地位看似“不起眼”，但是它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要阶层。
古代社会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是地道的农耕型社会，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够发达，所以经济实力主要是依靠粮食生产和储备水平来体现。而且古代的耕种技术比较低下，粮食产量也相对较低，这就需要一大批农民的共同参与，才有可能解决国家的温饱问题。
所以将农民的地位抬高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央为了鼓励更多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以农业生产为荣。
二是农民的地位确实非常重要，毕竟是他们给了人们稳定生活的基础。
手工业为何“屈居”于农业之后：通过对农业领域的解释，可以说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要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则就需要手工业者的加入了。
古代的手工业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各大生产工厂，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锅碗瓢盆和桌椅板凳，均需要手工业者们来提供。所以手工业领域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它在民众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效率，所以能排到第三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商人为何地位最低：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前三者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对社会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作用，他们的存在都让社会更加进步，可是商人阶层有什么贡献呢？无论是古代的商人还是今天的商人，他们本质上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他们只不过是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角色，而且还会在营销过程中谋取一定的利益。
所以这个群体在古代是不那么受待见的，其他阶层的人都把他们看作是以投机方式谋取私人利益的人，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虽然很多商人都非常有钱，但是其地位和名声却一直都上不去。 看看古代对于商人就没什么好字眼儿，什么无奸不商、为富不仁等等。
综上所述，阶级排名的高低主要依据的是社会贡献度的高低，但是这种排名到今天就不再适用了，在如今的社会发展模式下，资产保有量是衡量个人或者团体地位的重要标准，所以商人的地位也完成了“逆袭”。
当然，如果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其实就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首先“士”乃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核心，统治者需要他们来帮助治理国家。而农则是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础，在古代农耕社会，没有农民，就意味着没有吃的，所以农民的地位必须要拔高。
至于“工”，同样是统治者所需要，毕竟衣食住行都得需要有人服务。至于商人，那几乎就是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他们有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如果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那无疑就是一方豪强，威胁统治。
在古代士农工商之中，高低贵贱是如何区分的呢？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因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打压工商之民，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那么，作为史家传奇的司马迁，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所谓“士农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柱石，春秋之际四民平等，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并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贡另一个身份就是商人，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可见儒家轻商是后来的事。
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加剧，列国首先需要确保粮食种植，所以“奖耕战”、“抑商贾”一度盛行，尤其当时显学法家非常轻视商工，《商君书》中有“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韩非子将商工列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虫）也”。秦始皇时期，将一些罪人、无用之人等送去戍边，即“七科谪”，其中就包括商人，汉武帝也用过这一招。可见，秦汉时代虽然还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然盛行。
那么，在这一社会思潮之下，司马迁如何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欲，顺应人欲
作为司马迁的毕生之作，《史记》既整理记录了历史，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体现出来的思想颠覆传统认知：
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所谓“虞”，就是对山泽的开发，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里打鱼等的职业。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极致，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虽然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但司马迁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治国思想，指出如今这么治国，几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历史上圣贤如何治国的呢？神农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据《诗》、《书》记载，虞、夏以来还是能考证的，当时人们耳朵眼睛追求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心里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即便用妙论挨户劝说，也无法改变。
司马迁肯定人之欲望，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其次因势利导，再其次进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规章限制发展，最差的是与民争利。
人各其能，自由经济
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后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马迁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异端。
既然应该顺应人欲，那么就需要社会提供满足欲望的各种物品。东南西北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贸易，即各地农工虞出产物品，再由商人将之送到中国人民面前。“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自然就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价格贵贱，根本不是统治者教化而来的。总之，只要“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让百姓各行其业，犹如水往低处流，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可见，司马迁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农工商虞，富国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高度赞同这一思想，并指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是国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却得不到儒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将人分为三六七等。
《史记·货殖列传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赞同《周书》观点，认为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必不可少。不仅如此，“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可谓富国富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万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诸侯大臣等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与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之外，还有《史记》中大量描写的小人物，将之与帝王将相士几乎并列，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显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
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代士农工商顺序怎么排的？为什么士排在最前面？
古代的社会阶级排名为“士农工商”，那么这个排名究竟因何而产生呢？
阶级排名主要还是根据社会贡献来编排，古代的四大阶级自然也是依据这个标准来排名的。
士为何是最高级：古代的读书模式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读书需要历经很多阶段（大中小学），而且就算是完成了所有的阶段，也不一定可以踏入政治圈子。
但是古代时期就不是如此了，古时的读书目的比较单一，就是踏入政界开创自己的事业。所以古代的士人群体就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机器的零件，一些优秀的士人（比如说改革家等），他们更是从根本上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所以说士人群体的存在是国家发展延续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的奠基，其他的一切群体包括皇室都没法继续生存。
农民为何能成为第二：农民在古代的地位看似“不起眼”，但是它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要阶层。
古代社会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是地道的农耕型社会，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够发达，所以经济实力主要是依靠粮食生产和储备水平来体现。而且古代的耕种技术比较低下，粮食产量也相对较低，这就需要一大批农民的共同参与，才有可能解决国家的温饱问题。
所以将农民的地位抬高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央为了鼓励更多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以农业生产为荣。
二是农民的地位确实非常重要，毕竟是他们给了人们稳定生活的基础。
手工业为何“屈居”于农业之后：通过对农业领域的解释，可以说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要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则就需要手工业者的加入了。
古代的手工业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各大生产工厂，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锅碗瓢盆和桌椅板凳，均需要手工业者们来提供。所以手工业领域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它在民众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效率，所以能排到第三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商人为何地位最低：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前三者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对社会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作用，他们的存在都让社会更加进步，可是商人阶层有什么贡献呢？无论是古代的商人还是今天的商人，他们本质上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他们只不过是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角色，而且还会在营销过程中谋取一定的利益。
所以这个群体在古代是不那么受待见的，其他阶层的人都把他们看作是以投机方式谋取私人利益的人，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虽然很多商人都非常有钱，但是其地位和名声却一直都上不去。 看看古代对于商人就没什么好字眼儿，什么无奸不商、为富不仁等等。
综上所述，阶级排名的高低主要依据的是社会贡献度的高低，但是这种排名到今天就不再适用了，在如今的社会发展模式下，资产保有量是衡量个人或者团体地位的重要标准，所以商人的地位也完成了“逆袭”。
当然，如果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其实就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首先“士”乃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核心，统治者需要他们来帮助治理国家。而农则是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础，在古代农耕社会，没有农民，就意味着没有吃的，所以农民的地位必须要拔高。
至于“工”，同样是统治者所需要，毕竟衣食住行都得需要有人服务。至于商人，那几乎就是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他们有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如果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那无疑就是一方豪强，威胁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