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客观的说李鸿章是个伟人，通过组建淮军镇压起义，搞洋务，办海军，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太偏执，把李鸿章的脸普华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首先李鸿章是个人物。在晚清手上有淮军。用现在话说；就是现代化装备的部队。李鸿章也是一个人才，擅于处理于人际关系，优其与洋人方面。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是比较传统的一般“德才兼备”的人都用。第一注重品德、品行要好，然后才看你是不人才，量才而用。而曾国藩当时并不想让李鸿章去上海组建淮军，原因就是因为李鸿章的品行不好，常常去妓院，喝花酒，太出格的事情还是没有。李鸿章对曾国藩也很是尊敬，何况他也算是自己的学生，是自己人，以后湘军有什么事情还有对自己有帮助。李鸿章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如《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俄秘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正因为这些大家都不看好他，
还有曾国藩唯一没有裁军的长江水师，给他后来组建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北洋水师，因为他的指挥，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错也不在李一个人，因为当时政府无能，只能委屈求全。这个不能用好人坏人来评论，当局势是那样。太多了不能说完。
李鸿章到底是罪人还是伟人?
有功有过。
李鸿章可谓是清末的名臣，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一部分历史书里，李鸿章都是被视为丧权辱国的罪人以及卖国求荣的权臣。
然而历史上却也有不少名人对李鸿章的遭遇表示同情，比如梁启超就曾说过一句话，大意就是，他敬佩李鸿章的才能，可惜李鸿章的才识，以及为李鸿章的遭遇悲伤。但是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上再去回顾李鸿章的一生，却不得不说，在那些“卖国”的背后，这位中堂大人的无奈与默默忍受的屈辱。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作为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人物，李鸿章自然而然的承担了与洋人议和的重任。901年，李鸿章作为清廷的议和全权大臣，到北京与各国使者谈判，并签订了又一份卖国契《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的条约签订后，不仅让李鸿章成为了人民与历史的罪人，也耗尽了这位老臣最后的生命。
在李鸿章与绝笔中，处处都透露着对家国未来的担忧，并说自己连死都是一件极难的事，对不放心人民与国家可谓是极其深重，也劝诸君万万不可将这事看作小事的深深嘱托。这与李鸿章在历史上的名声完全相悖，但是或许就是李鸿章的无奈。自临危受命以来，李鸿章自是马不停蹄，人不离鞍，为了与各国使者斡旋，心力交瘁。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
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到底是千古罪人还是伟大的外交家？
李鸿章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晚清政坛上活跃了几十年，涉及镇压天国、平定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重要的历史大事，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法战争之前，李鸿章是清朝“同治中兴”的重要功臣，然而到了1901年，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和秦桧差不多了，所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李鸿章的形象是如何转变的呢？本文试着从李鸿章的生涯进行介绍。
一，从官僚子弟到中兴重臣
李鸿章在1823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的一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京城官员李文安。之后，他就像所有官僚子弟一样，走上了科举的道路。6岁时，他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有名师教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40年中秀才，1843年到北京进行乡试。在京城，又在父亲的引导下认识了许多高官。1845年，又投入了曾国藩门下。1847年考中进士，进入了翰林院。李鸿章的科举之路，就是中国寻常的大官僚弟子的普通之路。
李鸿章虽然是一位传统的官僚子弟，其思想根源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如滚滚的车轮前进，在猛烈冲击着中国，也冲击着这些古老的思想。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清朝被卷入了世界市场。虽然在表面上还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不久的洪流就到来了。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了起义，这个起义在两年后席卷了整个南方。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清朝的英勇善战的八旗、80万的绿营都无法应对。于是清朝下令全国官僚兴办团练，以地方军阀对付风起云涌的农民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
曾国藩
1853年，李鸿章就开始在安徽办团练，不过五年后因为父亲去世的停止。1858年，重新投入曾国藩门下，充当幕府。1860年，太平军两破江南大营，曾国藩派遣李鸿章到安徽保护江南地主。于是李鸿章就到安徽独立发展，逐渐了自己的军队——淮军。他在和洋枪队常胜军的交流中，认识到了西洋枪洋炮的重要性。于是就将淮军装备为了新式军队。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李鸿章等又被调往北方镇压捻军，由于淮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湘军，使得李鸿章的地位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为了两江总督，其地位和曾国藩不相上下。
战斗中的淮军 1894年9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水彩画
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除了平定农民起义之外，李鸿章对清朝“同治中兴”的另外一大贡献是洋务运动。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创办了苏州机器局。1865年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李鸿章就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1870年，他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
70年代，他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国力衰落，原因在于“患贫”，因此主张发展经济，开始推动洋务运动走向“求富”。197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企业“轮船招商局”。他依靠清朝官方的支持，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后来，李鸿章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民用企业。在经营方式上，逐渐从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近代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上海外滩轮船招商局大楼.
不过，李鸿章始终是一位传统的官僚，他虽然没有顽固派那般排外，但他骨子里的传统思想也是无法根除的。李鸿章创办的企业虽然学习西方，但是都采用衙门式的管理方式，使得企业没有活力和生机。同时，李鸿章将这些企业当做个人的财政，最终也就是让自己的“中饱私囊”。人们评价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他没有天下为公的意识，他始终只是一位旧官僚。
70年代的边疆危机使得李鸿章认识到，中国主要的危机来源于海上，因此他提出了“海防论”，要求建设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在他的倡导下建设成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这是晚清最辉煌的时候，当时的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走向了复兴。但是李鸿章过分强调“海防”，忽视了“塞防”，如果不是因为左宗棠坚持收复新疆，恐怕新疆等地都成为了俄罗斯的土地。另外李鸿章还将北洋水师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在甲午海战中力求保船，最终导致甲午战争惨败。
三，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
李鸿章是晚清时期最有名的大臣之一，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外交人物之一。许多人将李鸿章冠以“外交家”的称号，但是他能够在外交上展露头角，主要原因并非是他的能力强，而是他成为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李鸿章认为，中国的力量无法和西方列强抗衡，因此中国急需要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需要和平的环境和时间，因此他的外交方针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不过，一味的软弱，必定助长列强侵略的野心，这也是李鸿章逐渐变为“误国者”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和俾斯麦
70年代，李鸿章就开始频繁在外交上活动。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居然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任由日本军队进攻。之后，在英国的调节下，李鸿章和日本签订了《台事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并且实际上放弃了清朝对琉球的宗主权。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云南事件”的教案，李鸿章建议让郭嵩焘出使英国赔罪，郭嵩焘成为了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后来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英国获取了进入西藏的特权。
访问英国
李鸿章外交上的名声败坏是从80年代开始。当时，他主张放弃新疆，使得全国有识之士反感他。1883年，中法战争开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后来，在冯子材和黑旗军的带领下，获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然而李鸿章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和法国签订了《越南条约》《中法新约》，从此法国战争目的达到了，“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当时左宗棠对李鸿章破口大骂“对于大清，十个法国将军都还不如一个李鸿章能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因为是外加大臣，他多次出访外国，并且清朝的中兴有很大的贡献，于是自称为“东方俾斯麦”。然而，他根本没有俾斯麦的能力，也没有俾斯麦舍己为国的思想。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他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让西方列强来制衡日本，但是却失败了。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日本点名要求李鸿章去谈判，就是看中了李鸿章软弱无能的一面。后来，他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虽然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登上日本土地，但是这也无法改变他签订了卖国条约的事实。之后，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演变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他代表清朝签订了《辛丑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作为清朝的外交大臣，李鸿章签订这些条约的确是无奈之举。不过，为什么列强都喜欢和他签订条约，这难道就没有李鸿章的个人因素吗？1896年，他谈判《中俄密约》时，李鸿章接受了俄罗斯300万卢布的贿赂（实际收到可能只有50万），以至于让东北成为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后来李鸿章可能感到过后悔，他拒绝和俄罗斯签订条约。由此可见，李鸿章究竟是将什么放在第一位，可能不是国家民族大义，而是自己的私利。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
结语
关于对李鸿章的评价，争议很大，其中梁启超的评价比较恰当，他说“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也就是李鸿章虽然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他。如今有许多人试着为李鸿章翻案，我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李鸿章只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一个失败的人物，他无法在根本上左右大局。但是，他个人的行为和性格，又是他成为了这个“误国者”的不二人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这个意思吧。
客观讨论，李鸿章究竟是忠臣还是千古罪人？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甲午海战前，李鸿章被世人称作“中兴名臣”甚至“世界伟人”，慈禧太后视其为“重臣和权臣”并称其是"再造玄黄之人”；甲午海战后，因北洋水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国人骂作“卖国贼”“千古罪人”。
关于甲午海战战败原因，流传着各种说法，比如清政府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花弹；清军在炮膛上晾衣服；清朝经济实力不如日本；最出名的是慈禧太后为六十寿诞庆典大修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翁同龢因私仇不给李鸿章拔款等等评说，这些传言让后人难辨真假，也许都兼有吧！毕竟历史是让后人看的，败了，总需找些原因来警醒后来者。
根据已有资料，来看看最受国人关心的“军费”问题，李鸿章真的是因为“缺钱”才导致舰队战败的吗？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洋务运动》（三）里记载：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奕匡奏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
……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虽然日本军费后期的投入增长较快，但总军费只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战败的因素离不开北洋统帅李鸿章的个人原因：
一、 视北洋舰队为“演戏”的心理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其场面极为宏大，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势显赫，颇令李鸿章陶醉。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后日本方面邀请北洋海军舰队访日，这一邀请如同“瞌睡者遇上了枕头”，正中李鸿章借以显示海军实力的下怀。于是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启程正式访问日本。到日本扬威耀武，炫耀实力。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
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日本外相和海军大臣都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这让李鸿章大松一口气，认为达到震慑日本的效果，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向他报告时，李鸿章还停留在日本是“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故不把日本的备战放在心上，他买军舰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是让日本人看，让洋人看，让朝廷看的，也让朝堂上反对自己的人看看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演”给自己看的。
事实上，北洋舰队成军后，管理松懈，日常训练流于形式，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而下级官员为应付上级的检阅更是作假，甚至用点燃靶船上的炸药方式来渲染炮击效果，完全变成了“演戏”。这导致在真实的战争中，当“平远”“广丙”“福龙”“左一”四艘战舰包围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1895年担任日本驻台湾第一任“总督”）的座船“西京丸”时。该舰系商船改装，装甲薄，火力弱。舰身多处中弹起火，舰舱进水，蒸汽舵和信号杆被击毁。如将其击沉，很可能扭转战局。
“平远”“广丙”的轰击吸引了“西京丸”的炮火，“福龙”则从浓浓烟雾中冲出，在距离“西京丸”400米处发射了一枚鱼雷。擦过“西京丸”的右舷，未能命中。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结果在距“西京丸”右舷5米处再次擦过。随后，“福龙”一面用速射机枪攻击 “西京丸”，一面冒着炮火不断逼近，在距敌舰40米处发射了其携带的最后一枚鱼雷。这枚鱼雷是对着“西京丸”的舰身中部发射出去的，竟从“西京丸”舰身底下的海中穿了过去。大难不死的“西京丸”在随后赶来的日舰掩护下逃离战场。三发鱼雷，最近40米的距离竟无一发命中，荒唐之极！
二、 有“办大事惜小钱”的心态
日本随军记者川崎三郎在《西京丸的战斗报告》中写道：“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舰体……敌人却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
原来北洋水师烧锅炉用的是劣质烟煤，光冒烟不生热 ，在广阔的海上离的人家还很远就被发现了，而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烟很小。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了对手。此时的北洋海军对已经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日本作战联合舰队一无所知。之所以被日军先行发现，原因竟然是煤炭。
北洋舰队的燃煤一直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1894年后曾为醇亲王府总管的张翼在李鸿章保举下接办开平煤矿后，开始用劣质碎煤对付北洋海军，原因是北洋舰队经费日渐缺乏，给价不高。为此，丰岛海战后，丁汝昌曾经致信张翼，指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丁汝昌斥责说，这种低价都卖不出去的煤炭连民船都不用，却用来“塞责海军”，如果再将这样的劣质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把这种情况报给李鸿章。因为对其有利益关系，李鸿章置若罔闻。大战在即，北洋舰队在旅顺港补充的依旧是劣质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开滦优质“五槽”煤根本不用想。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了对手。另外，丁汝昌战前曾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报请李鸿章拨款，但李鸿章声称无款。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朝野震惊，朝廷问责，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他是为了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也不愿拔给海军。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鉴于舰船损失较大，担心拼光老本，就下令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 “保船制敌”，不准出击，把制海权拱手相让。在日本海军的掩护下，日本陆军连续攻占大连、旅顺，占领了北洋舰队的辽东基地和船坞。
三、 在“选将用人”方面有失误
北洋舰队中有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四艘鱼雷快艇有三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些留过洋，吃过“牛奶面包”的将领，没有实际战斗经验，没经过真正的流血牺牲，一见不敌，转身就跑。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曾国藩说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曾国藩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所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少善说空话之将。
李鸿章却和他师傅曾国藩不一样，他好耍心眼，处事圆滑，好做表面文章，任用的也是一些有名无实，夸夸其谈之徒。从李鸿章和曾国藩这两人最后的结果不难看出这两人的差别。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都是做官，也是在“无能”的慈禧太后领导之下，也是要兵无兵，要银没银，但最后曾国藩却率队攻入天京，剿灭了太平军。
李鸿章花三十年之心血，创建北洋水师，花费了大笔银子，最终却连一艘日本军舰都没击沉，简直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可见在选将用人方面，李鸿章和曾国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年在曾国藩军幕府中，曾国藩发现李鸿章好讲虚话，有夸大言，哗众取宠的毛病，就经常有意无意让能言善辩之士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曾国藩也多次正言相诫：待人做事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还大谈“挺”经。可惜直到曾国藩死后，北洋水师战败，李鸿章方醒悟，对别人，才言曾国藩离不开“我老师”这三个字，可能在李鸿章内心深处，此时始佩服曾国藩的“笨拙”“踏实”“儒缓”之功。
青年时李鸿章写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的豪迈诗句；临终时留有“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的遗诗。
李鸿章是伟人还是历史罪人？
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李鸿章到底是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还是卖国求荣的历史罪人呢？
说起晚清时期的历史人物，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人，争议很大，而且关于李鸿章的争议，属于是两面性很严重，一方面认为他是极好的人，另一方面觉得他是极差的人。
在我看来，李鸿章其实就是在那段动荡的时期，站在了风口浪尖的一位清朝权臣人物
李鸿章在成为晚清重臣的时候，担着的官职可不少，如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这在当时，可是妥妥的实权官职。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中，参与了晚清时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比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等。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关系人之一，李鸿章确实因此在后世中收获了些好名声，毕竟洋务运动在当时是一场变革，是一次自我革新，虽然最终是失败了的。
李鸿章在这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确实展现出了向前看的时局意识，但是，他只看到了表面，没有意识到内在，只学习西方的枪炮，是治标不治本。国之竞争在国民这一点，李鸿章并没有深刻意识到。
在晚清的重大事件当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使得李鸿章在后世评价中，贬义评价居多。晚清时期，李鸿章在清朝的一系列战役失败后，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严重侵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签订条约一事，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官员，只能说是一个代理人，他代表的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是他个人，他个人也没有那个实力去割地赔款，在这一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身不由己的。若单单以签订条约一事对李鸿章定义，还是有些片面的。
梁启超先生曾这么说过李鸿章: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鸿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英雄还是罪人，不好去评判。他想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当时，但他自己没有足够的水平，只能说，李鸿章作为当时清朝的大臣，他已经尽力去做了他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