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越级提军长，酒量超过许世友，桀骜不驯掏枪顶撞刘伯承
作者：莫孤烟
上世纪50年代末，在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错误"时，彭总说了一段话："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是逼死过同志的！"
听了这话，很多人骇然色变，许多年轻干部并不清楚彭总所说的究竟是何事，但主席很清楚，那个被"逼死"的同志，指的是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余天云。听了这话， 主席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
当初，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道扬镳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张主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学校的政委是张的心腹何畏，而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受到张的打压排挤，被贬到学校当了校长。
学员里，有不少立下战功的中高级指挥员，其中就有因为发牢骚而被张主席撤销军长职务的余天云。在学员中，属他名气最响，级别最高，脾气最大，根本不服管理，因此与刘伯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红一方面军心存不满和轻视，余天云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专门和前来上课的红一方面军教员对着干，成心让人下不了台。对此，郭天民和彭绍辉很多年后都记得清清楚楚。
据郭天民回忆，有一天他去讲授关于防空的课程，结果余天云极为蔑视地对他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
彭绍辉在两个方面军会师时，被派到红30军当参谋长，他本人并不乐意去，被迫南下之后，更是几次想溜走回到红一方面军去，最终被张主席发配到红军大学教课，结果被余天云好一顿嘲讽，余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
像余天云这样蛮横的干部，在红四方面军中并非个例，这其实是张主席个性影响的恶果。刘伯承决心把余天云当作反面典型来开刀，从根源上找到形成恶果的原因。于是，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文章在红军的自办刊物上一发表，余天云就成了被公开批评的对象，心高气傲的他哪里受得了？冲动之下，居然掏出枪来要和刘伯承拼命。刘伯承毫不示弱，表示"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
张主席听说余天云居然连枪都掏出来了，意识到问题严重，急匆匆地赶来，把余天云臭骂一通，强行缴了他的枪，并逼着他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了他的禁闭，让他闭门思过。
像余天云这样性格偏执的人，遇上想不通的事，总喜欢自己和自己较劲，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疏导，很容易干出极端的事来。 1936年4月，当红四方面军北上经过一座铁索桥时，躺在担架上的余天云突然大叫一声，翻身跳到湍急的河里淹亡，时年25岁。
事情说清楚了，自然就明白了，说余天云是被刘伯承逼死的，并不符合事实。如果说仅仅因为一篇文章中写了一些批评的话就自寻死路，那这样的心理如何打仗？正如主席所言，余天云的死，"怪不得别人"。
余天云的死，成了轰动红四方面军的一件大事，人们纷纷议论他的死因。张主席认为余天云太脆弱，不得不承认他带的一些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失之表面化。据许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余天云的死，根本原因是他几次顶撞张氏之后，已经失去了张的信任，被撤了军长职务后开始自暴自弃。另外，他的妻子刘伯新（妇女独立师2团团长）在第二次过草地时，因饥饿枪杀了一头藏民的牦牛，被张主席以破坏群众纪律为罪名枪毙，这件事对余天云的刺激非常大，也是其自尽的重要原因。
实事求是地讲，余天云确实很能打仗，在猛将如云的红四方面军里，其打硬仗的能力是公认的。他21岁时接替徐海东，担任12师36团团长（师长是陈赓），在川陕反"三路围攻"时，以一团之力抵挡住了敌军一个师的围攻，一举成名。不久后， 他出人意料地由团长直接提拔为30军军长，和他同为军长的是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而他的部下则包括王建安、杜义德、程世才、胡奇才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很多人认为，论脾气之大、酒量之巨，许世友当为我军第一人。其实不然，据余天云的老部下胡奇才讲：无论是脾气还是酒量，许世友都比余天云差了三分。
作为战将，余天云无疑是出色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存在缺陷，以至于在他身后，得到的评价反差极大。
大部分人对余天云的评价是负面的。例如傅钟上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说他"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傅钟回忆，余天云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他身边的人员几乎人人挨过打。不过这种现象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比较普遍，不算稀奇，比如胡奇才就挨过王树声的打，倪志亮也曾经打过滕海清。这也是原一方面军干部对四方面军有看法的原因。
当然也有正面评价，比如张主席就说余天云是"游击天才"；胡奇才和刘昌毅两位开国中将，都称赞余天云很有指挥才能。刘昌毅称赞余天云，还因为余天云救过他的命。当初担任指导员的刘昌毅在运动中差点被错杀，幸亏余天云出面力保，才幸免于难。
至于徐向前、陈再道、洪学智、许世友、王建安这些解放后身居高位的原四方面军将帅，则对余天云基本闭口不谈，长期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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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云的人物简介
余天云（1906—193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原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在长征途中随部队转移途时溺水身亡，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余天云为“革命烈士”。
余天云农民出身，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1师、红1军、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2年3月任红4方面军12师36团团长，曾以一团之众抵挡敌军一师围攻，最后反把敌军打得落荒而逃。
余天云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1932年底，余天云任红4方面军11师师长，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宣达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取得重大战果；1933年6月底，红4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红11师扩编为30军，余天云被提拔为军长，他的搭档是政委李先念；1935年后又改任31军军长。余天云率部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参加广昭、陕南、嘉陵江战役，经常担任主攻作战，长征中，他还率部参加了绥崇丹懋等战役，作为军长，余天云打仗时经常是不畏枪林弹雨，抵近指挥，为革命负伤数次，战功不小。
余天云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简单，作战勇敢，对党（也就是对张国焘）忠心耿耿，但他自身的也有缺点，作风霸道，动辄骂人，甚至动手开枪。
1935年5月，余天云率部参加长征，7月任红4方面军31军军长，同年冬随军南下川原边。1936年1月，红1、4方面军会师草地又分道扬镳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有伤残的原9军军长何畏当校长，刘伯承兼任总教官。张国焘对刘伯承还是很看重的，他认为刘是正统派军人，比较喜欢讲究战略战术，自己手下的将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游击观念’太重，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对他们很有帮助，因此为了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4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余天云入校学习，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不到3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余天云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入校后，由于看到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觉得掉身份，老大不愿意来上课；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一路顺风，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加之性格刚烈，年轻气盛，争强好胜惯了，见识浅薄，在上课时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骄横自负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4方面军的最年轻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后的1936年4月，在随部队向北移途中，在部队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大金川激流时，乘人不备，从高崖纵身跳入河中自杀了。
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闻讯后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
他是李先念的老搭档，西征军唯一幸存的军长，却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6年，为了打通河西走廊，红军3个军2万余人进行了西征，在这次西征中，我军损失惨重，3个军仅有红30军在军长和政委的带领下，保留了400余人的革命火种，辗转抵达了新疆。
政委就是大家熟知的领导人李先念，而他的搭档，是后来东野九纵的第一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堪称上将履历，但在1955年授衔却让人惋惜。他就是曾被毛主席赞为“不世之才”的开国中将程世才。
程世才将军于1912年出生于湖北大悟，家中以务农为生，饱受地主欺凌，让他从小在心中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7岁时，程世才投奔了位于我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入伍后，他作战勇猛，思想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到2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红11师33团政委。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国民党的围剿中突围，而蒋介石派卫立煌率2个师一个旅的兵力从3面对我军进行追击。
为了让大部队突围成功，33团担负向敌发起反进攻的任务，在激烈的交战中，团长吴云山壮烈牺牲，而程世才则亲自率队冲锋，用砍刀与敌人肉搏，在全团完成任务突围成功后，他却因重伤昏迷。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再次派军进行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制定了集中力量先歼敌一部的战术，而33团再次担任了堵住敌人后路的艰巨任务。
在程世才的指挥下，33团将士们在凌晨向敌人发起进攻，势如破竹，俘虏了大量敌军，而33团也因这一战被授予“攻如猛虎团”的荣誉。
战后，红11师被扩编为红30军，李先念出任军政委，程世才出任下属第88师师长，在他的训练下，33团也成为一支极擅夜战的队伍，被誉为“夜老虎团”。
1935年，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要西渡嘉陵江接应红一军团，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江和数万敌军的防御，可以说这个任务凶险万分。
而这次渡江战役的先锋任务再次落到了程世才头上，程世才接受任务后，立刻亲自带队侦察了嘉陵江的特性，结合地形和气候选好了渡江地点。
渡江的时间被程世才定在了凌晨，“夜老虎团”再次发威，数十艘船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江对岸，将还无防备的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干脆利落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红30军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后，毛主席在毛儿盖亲自接见了程世才，他对程世才所指挥的渡江战役印象十分深刻，当众称赞他：
而不久之后，还未满23岁的程世才就接替余天云担任30军军长，与李先念搭档。
1936年10月，根据中央命令，红5、红9、红30三个军共两万余人踏上了西征路，这段征途十分悲壮，在兵力远多于我军的马家军穷追猛打以及后勤保障匮乏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损失惨痛。
无可奈何，西路军只能悬着选择经地势险要的祁连山脉分别突围，程世才和李先念带队队伍经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过上千里的茫茫戈壁，终于与中央派出在星星峡接应的队伍汇合了，而此时出发的三个军，只有30军的两位首长幸存，战士也仅剩400人。
然而队伍经过重整后，他们又很快踏上了抗日战场，程世才先后担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挺进军参谋长、支队司令和抗大分校校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程世才第一个奉命率军突进东北，先后担任多个军分区司令和东野九纵司令员，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世才先担任公安部队的第一副司令，主要负责公安的作战和训练工作，为肃清国内残匪耗尽了心血，其中就包括老仇人、流窜甘肃、青海等地的马家军残部。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其实从资历上来讲，程将军是完全可以授上将的。
例如曾任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骑兵师师长的许世友等人，都是授予上将军衔，可程世才作为30军军长、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员，仅授中将，确实是偏低了。
要知道，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授予的是大将军衔，给程世才一个上将是毫不逾规也没有人会有异议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西路军失败后，程世才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抗战时期他一直是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也只是纵队司令，在新编制兵团级后并未担任兵团司令。因此，最后给程世才评定中将，也有一定的依据。
不过，对程世才将军自己来说，是毫不在意的。他后来长期担任我军装甲兵部队的副司令，为这一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直到70岁才退居二线。
李先念在评价他时说道：
1990年，程老因肺癌在北京病逝，可以说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祖国的建设，毫不在乎个人的得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开国中将胡奇才汇报塔山惨状，林彪：我的办法是往阵地上撒点香水
胡奇才中将本名胡其财，1939年，他向组织报告自己要和夫人王志远结婚，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报告上批示道：“同意胡奇才同志与王志远同志结婚”。此后胡奇才就成了胡其财的新名字。
后来有人对胡奇才开玩笑说：“胡司令，现在大家都抢着发财，你要不要把你的名字改回来？”胡奇才回答：“谁爱发财就让人家去发财吧！”
开国中将胡奇才1914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黄安县现在已经改名为红安县，而红安县有一个别名叫“将军县”。
在革命的岁月里，红安县一共出过223位将军，其中开国上将8名，开国中将12名。而胡奇才就是这12名开国中将中的一位。
1927年11月，黄安和麻城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麻起义所创建的红军和根据地，就是后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前身。
但当时胡奇才并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因为他当时只有13岁。
黄麻起义后，共产党员张楚峰来到了胡奇才的家乡教书，他对胡奇才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启蒙和领路的作用。1929年，胡奇才亲眼看见敌人把他的这位老师抓到河边杀害了，胡奇才因此加入了少先队，并在一年后加入了红军。
此后，胡奇才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1933年，只有19岁的胡奇才就当上了四方面军11师35团的政委。此后他随四方面军一起转战千里，开创了川陕根据地。这期间他又被任命为红11师和12师的政委。
胡奇才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师级干部，这和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有很大的关系。胡奇才参军最初的3年里，就负伤5次，很多次都是死里逃生。
胡奇才晚年回忆，有一次打仗，自己突然感觉双腿软了，情急之下连忙向前打了几个滚，爬起来后一口气跑了几里地，才发现是自己的左腿中弹了。还有一次，胡奇才突然感觉自己头皮发麻，滚下山崖就昏死过去了，醒来后看见血流了一地，一看原来是头部受了重伤。
胡奇才说：“人体是有保护机制的，受了伤一开始感觉不到，见了血才吓一跳。”
1931年打黄安战役，一颗流弹飞来，命中了胡奇才背上的一颗的手榴弹，手榴弹当场被打成两截，还好没有爆炸。可见武器质量差有时候也能变成好事。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兵，胡奇才对这支部队可谓充满了感情。他记得在四方面军长征的过程中， 徐向前元帅 是全军最忙碌的那个人，他每天都要处理无数军务，但他依旧沉稳镇定，应付自如，那种大将之风给胡奇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奇才还记得，徐向前元帅虽然身体瘦弱，平日里寡言少语，但他却非常有军人的勇武气质。在四方面军还没长征前，胡奇才总能看见徐向前穿着一身打补丁的衣服，在单杠上翻滚旋转，训练得极为认真，直到浑身大汗淋漓才肯停下。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老战友都和他关系很好，比如 许世友上将 ，当时以能喝酒闻名全军，一碗酒端起来两三口就喝完了，他自称自己是“吃肉喝酒的和尚”。许世友在四川清江渡驻防时，常常会邀请友邻兄弟的将领过来与他喝酒。
胡奇才也记得他曾经的上级，担任过30军和31军军长的 余天云烈士 ，关于余天云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他的弟弟余天生说，哥哥是因为遭到张国焘的打击，抱屈而终的。
胡奇才每次谈到余天云的死，总是惋惜不已。以他的能力和资历，他的年轻，如果活到建国后，至少也会是个上将。
胡奇才认为，张国焘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一些地方做得确实不如中央红军好，比如初期红四方面军里，上级打骂下级的情况时有发生，就连年轻有为的胡奇才也曾有过亲身经历。
胡奇才回忆，有一次自己在行军休息时因为太累，就蹲下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感觉有人踢了自己一脚，随即就是两记耳光飞了过来。自己从梦乡惊醒，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上级，11师师长 倪志亮（开国中将） 。
还有一次，胡奇才率部作为先锋，为大军探路，结果误把“燕门关”当成了“雁门关”，把行军的方向带错了，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大怒之下，打了胡奇才两个耳光。
全国解放后，王树声回忆起这件事总觉得心有愧疚，他对胡奇才道歉说：“我当时确实有些野蛮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其中一条就是“不打人骂人”，但在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前，他们并没有能接受到这一正确的教育。
胡奇才率部到达陕北后，进入抗大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奔赴山东战场，担任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副司令员，后来又担任第四支队政委，第一支队司令员等职。
胡奇才在鲁中抗日根据地期间，屡战屡胜，留下了赫赫威名。1986年夏天，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去沂蒙山一带工作，途中遇到一位垂钓的老人，迟浩田告诉他，自己当年就在沂蒙山战斗过。老人问他知不知道沂蒙山有个胡将军，迟浩田问是不是胡奇才将军。
老人笑着回答是的，随即手舞足蹈唱了一首当地的民谣：胡奇才，郑永刚，指挥八路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
几十年前的事情，这位老人竟然记忆如此深刻，这让迟浩田吃了一惊，回到北京后，他特地把老人的歌词写了一幅字送给胡奇才。
解放战争开始后，胡奇才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新开岭战役和塔山战役，尤其是塔山一战，足以让胡奇才青史留名。
后来军史学家评价说：如果说锦州是东北的大门，那么塔山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栓。塔山战役能否成功，对整个东北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林彪的这两句话都很简短，但力有万钧。
胡奇才晚年回忆，1948年10月11日，林彪和东野总部给4纵发来急电，点名要求点名让自己负责塔山前线的指挥工作，并专门派了东野作战处处长苏静到4纵督战。当时胡奇才是4纵的副司令员。
胡奇才说，自己在不久前和参谋长李福泽一起逛街，刚刚买了一本《三国演义》，两人还对里面马谡失街亭的故事讨论了很久。他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了没多久，自己也担负起了守“街亭”的千斤重担。
在此后的6天6夜里，胡奇才和前线12师的指战员们同生共死，在塔山顶住了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以及一轮又一轮猛烈的冲锋。
这次战斗的惨烈，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是数一数二的，阵地上尸堆成山，血流成河，20多米宽的饮马河里填满了尸体，爆炸的巨响，战士们的呐喊和呻吟充斥在空气中，当时东北气温已经很低了，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散不掉的尸体的腐臭味，熏得人头晕脑胀，恶心呕吐。
林彪要求胡奇才每天要向他报告前线的最新情况：歼敌数量，伤亡数量，弹药补给情况。当胡奇才把战场上臭气熏天的情况报告上去后，林彪说：“我有一个办法，你们可以在战场上撒些香水。”胡奇才不解地问：“什么是香水？”林彪回答：“就是女人用的香水。”
一场战役惨烈、悲壮到了如此地步，实属罕见。
这一仗，胡奇才没有做马谡，四纵的战士们也不是蜀兵，他们守住了塔山，保障了攻锦任务的胜利完成，他们的功勋是永垂青史的。
10月16日，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气得饭也没有吃，坐上专机就去了塔山上空，他想看一看看，自己的三个军在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怎么就是打不下这个小小的塔山。
此后东北乃至全国的战局急转直下，据记载，蒋介石因此在北京和南京两次吐血。
建国后，胡奇才曾先后4次重返塔山，他每次都会站在当年的前沿战地上沉默、沉思。晚年他对自己的妻子说： “我是塔山阻击战的幸存者，我常常在梦里梦到这个地方。我死后一定要回塔山，只有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安稳。”
在胡奇才将军的家中，多年来一直悬挂着一副比例为二万五比一的《塔山阻击要图》，这幅地图宽一米，长一米五，是当年苏联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时特制的。胡奇才闲下来常常会盯着这幅地图看，追忆过去艰难的岁月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胡奇才病逝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到了塔山，胡奇才将军魂归故地，想来在天之灵也能无憾了。
和他一样放不下塔山的还有7位将军，他们也都是塔山阻击战的幸存者，他们分别是四纵司令员吴克华中将，四纵政委莫文骅中将，四纵副政委欧阳文中将，四纵参谋长李福泽少将，四纵12师师长江燮元少将，四纵12师34团团长焦玉山少将，四纵12师34团政委江民风少将。
他们都在遗嘱中明确要求死后要归葬塔山。
如今，这八位将军和塔山734位遗骸尚存的战士一起，被合葬在葫芦岛塔山革命烈士陵园。
据胡奇才的记录，塔山阻击战共伤2367人，亡787人。胡奇才说 ：“当时我们是准备以一万的伤亡代价来守塔山阵地的，官兵们都写了血书。林彪把总预备队也调上来了，准备伤亡太大时随时接替战斗。”
胡奇才将军晚年著有回忆录《坎坷的路》，他在书的扉页写道：
“得天下不易，我们无数先烈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平安的日子，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52288人……他们的事迹永存，他们的英明永存。”
四野入关后，胡奇才旧病复发，不得不去沈阳接受治疗，49年9月，他被转到北京。周恩来听到胡奇才到了北京，便专门接待了他，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踏上战斗的情况，并安排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此后，胡奇才担任辽东、辽西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为陈士榘上将）。
他在工程兵部队任职期间，曾参加过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重要设施的修建和维修工作，也参与过“两弹”实验基地的保密建设。期间他因工作劳累多次昏厥，倒地抽搐。
1955年，他被授予开国中将衔，并同时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胡奇才工作认真，生活朴素，据他的秘书韩保杰回忆，胡奇才家里的沙发用了几十年，沙发布都已经褪得没有颜色了，但他一直不肯换。
工程兵部队平时大都在山区施工，胡奇才下去视察时，常常会收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和水果，胡奇才吩咐秘书收到东西后必须如数付款。很多下级不理解，认为这些水果土特产都是战士们自己生产的，怎么能收首长的钱呢？胡奇才却回答：“钱一定要收，这是人民军队的传统，如果不收钱，东西我就不要了。”
每次下部队，胡奇才都吩咐秘书，离开时要如数向部队缴纳生活费。很多单位的同志都坚决不收，秘书韩保杰常常提前准备好生活费，等上了飞机后从机舱门口把钱甩给前来送行的同志。这样他们不收也行了。
1997年5月，全国即将迎来香港回归这个重大的事件，胡奇才手书一幅“喜迎香港回归，告慰小平英灵”送到晴川书画家联谊会，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
7月1日，胡奇才将军和全家人一起端坐在电视机前，目睹了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下午又不辞辛劳地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庆祝活动。
也许是感情太过激烈，晚上11点回到家后，胡奇才就病倒了，家人连忙把他送到301医院救治。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3日，胡奇才还是因为肝硬化引起的胃静脉曲张大出血离开了人世。
胡奇才的老部下黄明忠说： “胡司令在目睹了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后，才放心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我倒更相信这是一个老战士的 历史 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一直和病魔做斗争，并一直坚持到中国人民雪洗民族耻辱的光辉时刻的到来。”
胡奇才逝世后，有人用一首诗概括他的波澜状况，功勋卓著的一生：
横扫万军豪气在，沙场驰骋称奇才。
鄂豫皖时跟党走，齐鲁抗倭执锐来。
千里驹亡新开岭，虎狼兵败塔山陔 。
为民奋斗终身志，卓绝功勋国栋材。
红四方面军十位军长，后来都授予何军衔
随着部队实力的逐渐发展壮大，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大会，宣布鄂豫皖各支部队联合成立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此时的红四方面军下辖两个军：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兼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
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苏区后，一开始取消了军一级建制，由方面军直接下辖师。随着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不断胜利，四方面军迅速扩红，共成立了五个军，分别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红9军（军长何畏）、红30军（军长余天云）、红31军（军长王树声）、红33军（军长王维舟）。
在长征过程中，许世友、程世才、孙玉清等人亦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军长，红四方面军的军长队伍可谓是将星云集了。那么这十位军长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在1955年被授予什么军衔呢？且听本人一一道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赫赫战功就无需我在这里多言了，川陕六路反围剿击败30万川军，率二线兵团解放山西，就此两项足以彪炳史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可谓是水到渠成之事。
红25军军长旷继勋。单论军事指挥能力，旷继勋在鄂豫皖苏区比不上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等人，更比不上徐向前，但他是一位勇将。曾经在上海搞过特科工作的许继慎，枪法神准，骁勇善战，是军中的定海神针。作为鄂豫皖苏区早期重要领导层，旷继勋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中，居功至伟。可惜的是，他还是在白雀园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革命，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堂弟，他的军事能力非常出色，鄂豫皖反围剿斗争中的苏家埠战役是他的成名作。解放战争中中野千里跃进大别山，王宏坤率刚刚组建的十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带成了二野的主力部队。1948年的襄樊战役，王宏坤指挥中野两个纵队歼敌两万，活捉康泽，令毛委员大为赞赏。1955年，王宏坤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抗战时期独当一面发展了胶东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山东兵团所向披靡，解放了潍县、莱阳、济南、周村等城池，是山东地区获得解放的大功臣，1955年授上将军衔。
红9军军长何畏，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出身于邓政委领导的百色起义系统，被组织上派往鄂豫边后，何畏很快在队伍中出人头地，他足智多谋，人称红军中的“小诸葛”，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很快从副师长做到了红九军军长。何畏在长征结束后毫无征兆地从延安不辞而别，据说回到家乡隐居了。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指挥红九军参加西征，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被俘后被杀害，成了革命烈士。红30军军长余天云，作战勇敢，军事能力出色，但脾气比较暴躁，曾经与刘帅发生过争吵，还对何畏和张国焘横眉冷对，最终被张国焘打压后难以释怀，投水自杀。
代理红30军军长程世才，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时间率部北进，迎接山东军区各支部队，为我军进入东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程世才拥有一枚一级八一勋章、一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一级解放勋章，这在中将中很难得。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31军军长王树声，是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功臣，红军时期的资历非常高，但他日后的战功一般，到了1952年评定级别时也只是正兵团级，按级别说是不够大将的。但是因为他在红军时期的贡献和资历，最终还是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红33军军长王维舟，红军时期做到军长，抗战时期做过129师385旅旅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做到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按照资历的话，妥妥地上将起步的资格。但是因为授衔时已经不再担任军事干部，所以未授军衔，十分可惜。
除了这十位军长外，董振堂的红五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也曾经隶属过红四方面军，董振堂在西征中牺牲，罗炳辉在抗战胜利后病逝，也都未能参加1955年的授衔。
综上所述，在红四方面军的十位军长中，建国后共出了一位元帅：徐向前，一位大将：王树声，两位上将：王宏坤、许世友，一位中将：程世才。而旷继勋、孙玉清、余天云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何畏自动离队，王维舟因故未能参加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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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军军长余天云自杀，刘伯承有话要说
开国元帅刘伯承在芦山的军事著作
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1927年参加黄（安）麻（城）暴 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红4军36团团长。余天云1933年27岁时候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 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芦山时候不晓得啥子原因，1935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红军大学的校长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 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著称，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 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 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 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 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 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 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 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事情并非像张国焘说的那么简单。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 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 教育的必要性。余天云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所以， 刘伯承要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红军大学《红炉》第1期上。
红军大学在长征途中油印出版了一个校刊，名为《红炉》。刘伯承校长为《红炉》题写了刊头和发刊词。发刊词的大意是：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这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刘校长还带头为校刊写稿。当时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西康交界的险山急流之中，经常发生隘路战斗。刘校长认真总结了部队隘路战斗的经验，考察隘路的大小、长短，暴露或是隐蔽，定出适应隘路环境的战术，写出了《当前的隘路战斗》（1935年10月31日）一文，发表在《红炉》第一期上。
根据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陈伯钧行军日记中推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军委有一次为期三天的绝密的军事研讨会，刘伯承校长应该是参加了这个会的，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 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 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36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 对政治工作。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 的领导教育，以为领导这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 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
第二， 第二，是随意杀人打人骂人的现象。余天云因为自己反对政治工作，当然是不能在红军 内或红军外站在自己阶级立场进行政治工作，来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党政权旨意之下一 致行动。所以他极端发展军阀流氓意识，随意杀人打人骂人，以为遂行自己意图的手段。当 他杀人打人时，通常骂人是“改组派”和“AB团” 。我们红大现在还是发现有这类坏现象 的。这些同志以为摆出杀气腾腾的威风，谁敢不听命？而不知随便杀、打正是丧失自己信仰， 涣散群众的团结，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 第三，是贪污盗夺行为。余天云纵使交通队在青川装匪，劫人和偷窃部属望远镜。现在 我们红大还是有这类坏现象的。各科时常发生偷窃行为，这些由浓厚的私有观念而不顾工农 群众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红军中绝不应有的。
第四， 第四，是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余天云专注重自己交通及乘马的选择补充，而不愿战斗部队充实。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队，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纵使偷马 的马夫。如党会涉及其队部事，则骂为小资产阶级的团体。这类破坏红军组织的违反“司令 部为军队服务”之原则的，特别轻视政治组织的行动，实成为红大中最严重的事实。
第五， 第五，是虚诈保守、忌妒狭隘自私的现象。以前余天云说：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 可保守的正确战术，现在红大有些学生要保守枪无刺刀的习惯，不愿学刺枪。以前余天云看 见同志有长处，就说值“卵子”。现在红大有学生见学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学得好的同 志不愿意帮助落后的同志。自余天云时至现在，高级指挥科在党会还着重于自己的马、传令兵、 洗面等私事发生无原则的争执，而又互怕批评吵闹起来。对于党的任务则很少讨论。
第六，
第七， 刘伯承在文章最后说： “我们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由于农村 政治经济组织的环境而产生的有些弱点，就是或多或少表现在部队中的保守性、迟钝性、狭 隘自私性、缺乏全世界性、冷静分析性和组织性。这些弱点很容易发展到上述现象的方向去。 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来改进农民落后意识，成为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可以看出：刘伯承与余天云之间的斗争，绝非张国焘所说仅是关于战术之争，正规与游 击思想之争，而是关系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是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人民革命军队，还是由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政治头脑、为非作歹的“山 大王”领导的武装？是党领导军队，还是长官决定一切？是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还是迁 就军阀作风？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军是不可能 健康 发展的。刘伯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四方 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声讨余天云。张国焘也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话， 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 向刘伯承学习。并表示同意学校对余天云的处罚。但在军队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张国焘没说 什么。
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是余天云一直情绪消 沉。1936年2月7日，红军准备从芦山北上时候，部队缺乏将才，许多红军大学军事教官直接去部队指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去做先遣司令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陈伯钧去四军做参谋长，红军大学军事主任徐深吉去91师做师长。而余天云这个31军军长，却无事可做，这让他情何以堪啊。
1936年4月，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转移。在途经大金川时，余天云突然从铁索桥 一跃而下，跳河自杀了。
余天云之死震动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 他又很伤心，余天云虽然“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 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 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余天云之死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如果放弃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就要出大乱子，什么样 的事故都可能发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对全军政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将一度松懈 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他在1936年2月写的文章中曾说，南下失利后，“在政治工作方 面开始建立了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纪律，反对打骂现象，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 方面自开展反余天云的斗争后，不仅红大有了新的气象，在部队中亦有很好的影响。有些军 事干部过去根本不过支部生活，不看文件，现在开始转变了”。
附：陈伯钧日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三日
驻军。在灵关休息，我病甚剧。
十二月四日
行军。由灵关经朱砂坪、岳台山、苦蒿坪、大庙、白坎子到（天全）十八道水， 六十里。是日,我因病坐担架跌了三次，晚八时许才到。
十二月五日 阴。
移房子，由十八道水移至老场附近之红岩嘴，约十二里。上午（红军大学）校部派人 去天全道上陈家窝地方找房子，无结果。下午才在老场附近找到勉强可容红军 大学的校址。是日下午，红军大学各部均由十八道水移老场。
十二月六日 晴。
驻军。老场附近之红岩嘴。红军大学校部派周子昆同志代理我工作，我现完全陷于 病态中。今日天气很好，出去晒了一会儿太阳，并在孟医生处晚餐。晚，军 委派傅医生来此，给我治病，始得一点药吃。
十二月七日半晴，时阴。
驻军。老场附近之红岩嘴。这两日比较安静一点，夜间稍可休息一下， 但支气管炎实在讨厌，弄得我十分不安。
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节）、十二月十二日（宁都兵暴纪 念日}至十四日。
均在病中，无事可记。
十二月十五日 阴。
驻军老场。得军委令，停课三天，准备行动。大概行动方针有大的变 更。是日，傅医生又来此诊疗，说小腹部无大问题，只用温水疗法即可痊 愈。下午统莲来闲话。最近心烦急躁。最近我的病，无大进展，仍是移动困 难。
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驻军老场。均在准备行动。后又得令，仍需继续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