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的母亲是哪位
蒋纬国的母亲是津渊美智子。
津渊美智子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一九四九年蒋纬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1957年2月，蒋纬国丧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一九六七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津渊美智子于1977年亡故。
津渊美智子是蒋纬国的生母。一年，台湾前陆军总部参谋长郑某披露一项内幕：蒋纬国的确是戴传贤(即戴季陶)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本艺伎，名叫津渊美智子。
个人生平：
蒋介石、陈英士、戴传贤相继东渡日本留学。他们在津渊美智子家中相识，并成为知己。戴传贤生性浪漫，文才又好，又风流倜傥，喜作狎邪之游。美智子对戴颇为倾心，后追随其左右并同居，不久生下一子，名戴安国。1915年(一说1916年初)，戴传贤携美智子回上海定居，第二年10月16日美智子生下第二个儿子。
1919年，蒋介石为了替亡弟蒋周传(又名瑞青)立嗣，遵母命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其“兼祧立嗣”，有令蒋介石绝后之虞，故蒋介石向戴传贤表示欲领养其二儿子。戴答应后，蒋介石将孩子携回奉化，取名蒋纬国，后交由侍妾姚冶诚抚育。
津渊美智子还于1920年生了一个女儿，时值军阀混战，戴传贤因无暇顾及，只好将女婴交给前上海商场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易名为颜世芳。此女即蒋纬国的妹妹。
1949年蒋纬国到台湾后，虽有奉养生母之意，然因宋美龄之故，只好作罢。
1957年2月13日，丧妻后的蒋纬国与邱爱伦结婚，特意在戴安国陪同下前往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其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津渊美智子。1967年，蒋纬国应邀访日时，念及生母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定居于丰原市。美智子于1977年亡故。
1986年，蒋纬国为纪念生身父母，特意专程至台中，托人塑了一尊戴传贤的铜像。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这是歌词吗？
是《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中华民国国旗歌》是戴传贤作词、黄自作曲的歌曲。
歌词内容：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
炎黄世胄，东亚称雄。
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
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
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扩展资料：
《中华民国国旗歌》，曾名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政府时期供升降中华民国国旗及现今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旗时演奏。其特别之处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制定专供升降国旗时演奏的国旗歌。
据《明报月刊》记载，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一方面以党歌代国歌，另一方面责成政府教育部征集国歌。教育部多次征集，均未有满意者。1936年再度征集，共有1700人应征，稿件3000多件，其中包括了黄自的歌谱。
国民政府虽不满意该歌曲作为国歌，但又不忍舍弃，故以戴传贤填词，定为国旗歌，升降旗时候演唱。1937年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定党歌为国歌，但在升降旗时，却奏国旗歌。一方面国民政府不能放弃孙中山遗训，另一方面又欣赏黄自的歌谱，是故为两难之下，采取此办法。
《不可思议录》| 南无寺一代传奇大德耶喜亚迫（1）
大德“耶喜亚迫”（藏语音译，意思是慧增），是我的恩师资粮田中的一位具恩上师。
师父是过去西康省（民国旧省，以康定为省会）的丹巴县人，童贞出家在一座丹巴的格鲁派寺院，年后进藏求学，在拉萨哲蚌寺的嘉绒康村中。
后来，师父融通了显密，秘密地修持密法，大众都没有察觉。只是对于寺院的一些事情上，他渐渐示现出一些预知能力，就这样露了真迹，僧众都在互相传闻。
主持僧院的堪布，是耶喜亚迫师父的同乡。他把师父招到面前来告知说：“你的行为，是被我们格鲁的宗风所禁止的！我担心你被大众议论，会被摒逐。念在我们都是同乡，给你方便，这是一点路费，你赶紧离开这儿回故乡去吧。”
师父便告别了堪布，回到了丹巴的俗家中。恰好师父的长兄因事情外出，师父便将俗家的财产，全部散施给了附近的乡亲们。
兄长回来以后，见到家中已经空空如洗，一怒之下，把师父告进了县里的官府，官府便把师父关进了监狱。关的时间长了，也不知道再怎么处理，便放了他。
师父出狱后，便来了康定，住在格鲁派寺院南无寺中，闭关专修《能怖金刚成就法》（俗称“大威德金刚”）。
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一天他突然从关房高墙翻出来，直奔康定市区。恰好，有个娶新媳妇的，门口桌上摆了生猪头三牲酒礼，师父抢夺来这个生猪头，直接啃食，看起来已经是疯狂了。
从此，他便流浪在市中，一开始喜欢在将军庙门前躺卧。
他的面部方圆，额头、颧骨和下巴，都有极深的条纹，像刻上去的一样，目光炯炯，面貌十分奇古。一年四季只用一个毡衫衣来蔽体，蓬头赤脚，从不戴帽穿鞋，往来于冰雪中。
康定的大众，都暗暗觉得这人非凡，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因为他笑骂无常，语无伦次，你问他，多半都答非所问。僧俗老少都以“疯子喇嘛”来称呼他。
偶尔有人向他问事情的吉凶，只要涉及未来的，每每都奇验得仿佛目睹一样，大众又均以对待大德的态度来敬事他。
师父的内证功德，虽然说难测高深，但是就其外表德行来论，他真的是一个舍离世间八风者，一个真实不耽著于衣、食、名闻三者的彻底实践者。
后来，师父渐渐喜欢住在康定城南的色多山间岩洞中，以及折多雪山南边“水桥子”的土洞中。
他终年光着头赤着脚，仍是那一件毡衣。有一些富贵的大商人常常供养他华美的皮袄，祈求换他的烂毡衫来作为加持物。然而，早上供，下午就给布施出去了。因为只要供师父的新毛皮袄刚刚上身，就会有贫苦人前来，用自己的烂毡衫换去。
师父经常穴居在山洞中，除了地上的一摊草作为垫子外，空无一物。
如果有钱的人供养他什么珍贵的宝贝或钱财，师父也是前脚才供，后脚就施舍出去了。因为穷人家都知道师父的性格，供养人刚一抬脚离开，穷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了。
恰巧也有一些时候，供养人走了，但穷人没得到风声，没来。这时候师父就会到自己闭关的山洞外打个呼哨，一听到声音，穷人和乞丐赶紧就来了。师父这就把银洋什么的撒一地，让他们随便捡拾。
师父从来都不索取衣服财物什么的，只讨口饭吃。
他住在乡村山洞或者康定市区的时候，每当住户们茶也热了、饭也熟了的时候，刚一落座，还没动筷子，师父就突然到了——时间分秒都不差。一来，举起筷子就吃，一点也不客气。吃完就走。大家呢，也熟悉他的作风，很是敬重他，也不见怪。
有时候，市区里有小商小贩挑着担子，卖元宵、糕饼什么的，师父也是一样来讨食，吃完就走。
一些挑担子的人挺幸运，虽然师父只吃他一碗元宵，但吃完后，师父立即把刚得来的钱财全部倾倒在他的担子中（甚至有人得到一两百枚大洋的！）。
但也有时候，师父身上空无一物，一分钱都不给就走了。
不过，无论是给还是不给，贩子们对师父都敬重得紧，从没有因此见怪过的。
有一个愚昧鲁莽的康巴人，对密法有误解。
一次，师父到他那吃完饭，正在喃喃念诵什么经咒时，这个康巴人招来了一个康巴妓女，剥光了，一把给推到房间里，反手就把门给锁了，自个在外偷看。
师父照样喃喃念经，也不怒骂，也不欢喜，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又有一次，戴传贤（即戴季陶，他的字是传贤，GMD元老之一，也是民国著名的佛教徒），正好因第九世班禅圆寂，来甘孜州祭奠班禅大师。
他听说了师父的名声，派总参议向育仁，代表自己给师父送礼。
当时请的翻译正好是我，我们一起去折多山的山洞找师父。
到了山洞，空无一人，不知道师父去哪了。
向参议坚持，哪怕把山翻个遍，也要找到师父。
这时就有一位小喇嘛过来说，“我看到‘疯子喇嘛’躺在山腰的荆棘刺丛中。”
我让小喇嘛走前头带路，到了山腰，果然见到师父上身赤裸，躺在荆棘丛中，用毡衣盖着头脸。
我恭敬地唤师父起身，师父揭开毡衣，斥责小喇嘛多话。
我讲了来意后，师父表示拒绝，然后继续用毡衣蒙着脑袋，不再说一句话了。
次日，康定城迎接戴季陶的大会正在召开时，师父突然来到了会场。
远远的，他指着台上的戴季陶，怒目而视，做诅咒之状。
瞬间，师父又离开了。
大会结束后，戴季陶出东门，去看定海石，没想到被马踢伤了膝盖，医治了一个多月才好。
佛门一直盛赞戴季陶是权贵中的佛教徒，但不知道为什么，师父拒绝见他，深深厌恶他，甚至诅咒他。
（未完，三日后续）
说起来，白话版《不可思议录》已经断更两年了。
最近在集中念诵一些经咒，白话《不可思议录》断更时间比较长，又确实是好书，就接续上来吧。耶喜亚迫大德的故事比较长，最少也得分成四篇，我会三天左右更新一次。
真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谅解。
感恩您给我服务的机会。感恩您的布施！感谢您与我共享美好的生活品质，吉祥如意！
感 恩 随 喜 打 赏！
蒋介石的“人身领导”和他的圈子
史家黄仁宇在论述蒋介石的志业时，格外强调蒋介石的“人身领导”。所谓“人身领导”，按黄仁宇的说明，实因当日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蒋介石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依靠所领导的一个个圈子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以弥补组织制度的不足，这亦是蒋介石领导风格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这种领导特色与其说是蒋的个人特色，不如说是在当日之中国情景下颇为有效的中国特色。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关系社会，人情为重，一个人所处的圈子往往决定了这个人能有多大作为，可以说，圈子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钱，越是对于做大事的人越是如此，尤其是对于政治人物，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政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必须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来推动。在蒋的政治生涯中，交往关联的人物层面相当复杂，有当年培植他的师长、抛弃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帮人物、达官显贵、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亲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携的黄埔嫡系；还有党内不同派系人士，党外政治对手。蒋对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而这些圈子的建立和维系，不仅是蒋个人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展现，更是治术、谋略、政治需要的反映。
蒋九岁丧父，自小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早年孤苦之经历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反映到他的用人观上，忠诚最为重要。而另一方面，这种孤儿寡母的成长经历，让他从小就体会到孤苦伶仃、孤立无援的滋味，用蒋的自我表述更为贴切“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这样的经历使他从小便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对于别人对他的控制、驾驭的强烈抵触情绪，是他重要的一个心理。20年代他对鲍罗廷的仇恨，以及40年代与史迪威的那种关系，都有很强烈的表现。
如果说性格多少有些“先天”影响的话，那么蒋达成志业之路更多的是靠“后天”的谋略和机遇。政治上要形成一股势力，必须既要跟对人，也要有人可跟，即圈子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行。
从跟人方面来说，可以说蒋跟随孙中山矢志革命是跟对了人。他与孙中山关系的建立有四个关键点：一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时结识了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陈其美，这为他进入孙的眼界提供了绝好条件。二是在1912年刺杀一直反对孙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忠心，蒋认为孙、陈对此事自有点滴在心头。三是在1915年，陈其美返沪遇刺，蒋挺身收尸，毕见人世冷暖，更使他下决心“愿为大哥之化身”，这是他后来始终效命孙中山的重要起点。四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救孙中山于危难之际，这是蒋取得孙深度信任的开始，所以后来才有孙把建立黄埔军校的重任委托于蒋，让蒋打下了在日后的统治基础。而除了紧跟孙中山，在他早期权位未稳，还需大佬扶持的时候，蒋还对于国民党内革命元老多方尊崇，如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
在蒋的圈子构建中，除了跟对人以外，蒋善于通过同学、同僚、同乡、师生亲缘等关系来逐步构建和扩大他的圈子。蒋早年人际网络的建立主要是军事网络，蒋有着“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的三重身份，对于他构建自己的军事圈子，牢固掌握军权影响巨大。蒋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后通称“保定军校”）炮科第一期学生，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于1907年冬考取官费赴日留学，蒋在后来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担任筹备委员、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等。还曾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与曾任学堂督办的段祺瑞建立起师生关系，稳定北方情势，安抚北洋人士。蒋留学日本，首先进入振武学校，后因回国参加革命并未完成在士官学校的学业，属于广义上的“士官系”，但留日期间由陈其美介绍进入同盟会，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而1924年，蒋受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通称“黄埔军校”），为其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在军事方面，随着该校在日后成为中国军界军官的主要培育场所，通过该校师生关系和同僚关系在军中的发展，得以扩大并强化其在军中的人际网络，成为中国军事上的最具权力的领导者。这些人包括何应钦、钱大钧、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卫立煌等。蒋随着军事地位的逐步确立，再通过第一次、第二次东征以及“中山舰事件”以后，奠定了党内的基础，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同乡关系也是蒋早期圈子极为重要的媒合点。蒋自早年留学日本及混迹上海以来，其最重要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即是以江浙为核心。此时期蒋结识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周骏彦、张静江、戴传贤等，有些对蒋有提携之功，有些成为其日后重要的事业伙伴。其后，随着蒋攀升权力高峰，国府浙籍人士也水涨船高：党政方面有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有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有徐恩曾、陈立夫、戴笠、毛人凤等，这些系统对蒋得以掌握国府军政大权甚有裨益。此外，还有虞洽卿、卢作孚、陈光甫等江浙财阀在财政上对蒋的支持。蒋能够攀升权力高峰，长期统治中国，当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乡，但此地缘关系对蒋的崛起仍居功至伟。
亲缘关系在蒋的权力网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宋美龄结婚不可否认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后来蒋与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等姻亲形成的政治权势集团，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广泛意义的网络关系，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但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政治其实对于蒋后来失势于大陆是不可否认的负面原因。
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将所采取的是兼有策反与挞伐的策略，即“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策略。如对胡汉民给予党权“虚名”，自握军权以挟制；1927年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玉祥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抗战胜利后对龙云调虎离山、最后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等。
蒋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权力和影响的人，他不同时期所处的圈子对他的志业事关重要。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情势不同，不同的圈子构建和维系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尽管蒋自身也在不断调适，但最终与中共的决战中还是败下阵来，这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此处就圈子构建和用人方面而言，仍有几点值得我等后辈思量：
一是蒋用来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员和黄埔出身的人员，下属多亦彷效之，以亲缘、地域、出身、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另一方面，已被委托重任的家族成员和黄埔嫡系具有的“天子门生”心态，使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产生了非常大的侥幸心理，总是想着即便败北，校长也不会铁面无情，也会给别的位子干，这使得黄埔将领的牺牲精神不如杂牌军，而战败后又不总结，远不如共军，这样逐渐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和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
二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素有南北之分，而蒋的地缘关系长期偏重于南方，此或受限于蒋的个人条件、国民党的体制结构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南重北轻”的失衡现象。长年来，国民党及国府内出身北方的大员屈指可数，以致对北方情势多隔阂陌生，这是其统治中国的严重内在缺陷。中国自炎黄以来，经济是以北方较为发达，生产力发展较其它地区快，比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以中原地区为多，秦崛起于陕甘地区等等，直至汉末因中原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才将先进生产力带到了南方，以后历经各朝代的陆续的战乱及人口南迁，北方战乱频仍，南北朝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难移，南方经济逐步超越北方，并成为支撑北方统治者的支柱。但中国的行政中心多数时间仍然在北方为主，不仅以承历史惯性，更因北方外患更多，南方农耕文明易于统治之故。而蒋的“南重北轻”统治特色深深左右了他对中国的实质统治，以及日后国民党与崛起于北方的中共决战之胜负，其影响深远。
三是蒋的“人身领导”风格虽对于地缘关系开拓，加深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激励前线将士颇有功效，但其蒋有时过于干预细节，不放权，越级指挥，事无巨细，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机构撇在一边，然后过于重视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统，使得正式制度难以有效建立，下属独自负责事务时多受掣肘，反使统治机构整体效率堪忧。关于这点，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蒋纬国生父究竟是谁？
蒋纬国生父是戴季陶（戴传贤）。
国民党党史馆长邵铭煌表示，蒋纬国晚年曾自己去追查，据知蒋原认定的“生母”姚冶诚也曾告以实情，几可认定蒋纬国就是戴季陶之子，只差党史没数据而已。经过多年的追寻，蒋纬国已证明、也承认自己的生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生父是戴传贤。姚冶诚是蒋介石的侍妾，蒋纬国自幼就由她抚育；蒋介石把姚冶诚接到台湾后，就一直安置在台中大肚；原蒋纬国都奉姚冶诚为生母，据知后来姚冶诚已告诉了蒋纬国实情。
戴季陶是“考试院”首位、任期最久的“院长”，与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是室友、结拜兄弟。一九四九年，他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扩展资料：
每年逢戴传贤忌日试院都会做纪念法会，蒋纬国直到一九九七年过世前，每次都亲自出席。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任“国安会议”秘书长时曾回应提问表示，蒋介石是父亲，戴季陶是义父、也是他的“亲伯”，就他来说，“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蒋纬国生父是谁
中华民国国旗
中华民国国旗
我国国旗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所设计的 *** 旗为蓝本，加上红色为底色，而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十二月十七日， *** 满地红旗正式经由国民 *** 立法通过，颁行全国使用。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第六条亦明白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 *** ”。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历史，可说是一部中华民国的开国史，它所代表的含意如下：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红色代表不畏牺牲、民生和博爱。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著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象征著国家的命脉，随著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我国国旗的标准尺度图解如下：AB：AC＝2：3，ab：EF＝3：8，bc＝1／15ab，de：GH＝2：4，十二等角各为三十度。
中华民国国花
我国的国花是梅花。梅有三蕾五瓣，代表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且梅花凌冬耐寒，其所表现的坚贞刚洁，足为国人效法。梅开五瓣，象征五族共和，具有敦五伦、重五常、敷五教的意义；而梅花“枝横”、“影斜”、“曳疏”、“傲霜”同时亦代表易经中“元”、“贞”、“利”、“亨”四种高尚德行。我国在民国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经行政院正式核定将梅花订为国花。
中华民国国歌
我国的国歌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对全校500名师生颁布的训词。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国父特亲临致词并主持开训。在开学典礼前，党国元老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及邵元冲等先生一致认为应该为中山先生准备一份文告，做为训词之用。当时胡汉民先生首先提笔说：“第一句话，应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然后戴、廖、邵诸人，纷纷表示意见，继而串连起来，成为一篇训词，训词的全文，正是我们今日的国歌。曲谱方面，民国十七年，公开征求曲谱，程懋筠先生的作品，获评审委员一致认同，选为第一名。至民国三十二年，正式公布为我国国歌。
国歌（演奏版）
民国十七年，戴传贤先生提议把国父于民国十三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中的训词采为中国 *** 歌歌词。通过后，公开征求曲谱，程懋筠先生的当选。民国十九年， *** 又公开征求国歌，结果无一当选。二十五年，公布以党歌代国歌；三十二年才正式公布为国歌。
国歌的由来
这是出自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对该校师生所须之训词。北伐成功以后，戴传贤建议将此训词，采为中国 *** 之党歌歌词。其后经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开征求乐谱，最后以程懋筠谱曲，拔得头筹，民国十八年一月十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采程懋筠所谱者为党歌，理由是因该歌词极富爱国思想，且曲调庄严和平，雄壮有力，有激发民族意识之效果。
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前，一般 *** 场合，均唱这首党歌以代替国歌。
其后社会人士认为党歌是勉励党员之训词，只能代表党不能代表国，且全体国民不全然为党员，实有制定国歌之必要。于是教育部行文通令全国，征求国歌歌词，极欲选出国歌颁行全国。经教育部多次审查，均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民国二十五年再组成“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主持国歌编制研究事宜，并正式登报公开征求国歌歌词。经过“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黄埔军校训词，充分表现革命建国精神，不但合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且代表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乃向中央建议，以孙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之训词，作为正式国歌。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终于通过以党歌作为国歌。国歌征选案至此遂告确定，自此，党歌正式变成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