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昆德拉
由于意识形态及诸多要素,近年对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翻译引进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高潮。对这位流亡作家，我们在一窝蜂之余似乎少了些在别处的距离感；在阅读不可承受之轻时，似乎也飘飘然起来。不禁想起徐友渔先生说到的“昆德拉情结”，另一种轻与重的解读。也许符合传统中国文人思想，“轻”令他们摆脱了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的重担；使他们逃离价值的约束，标准的衡量；让他们无拘无束，为所欲为。而忽略的恰恰是重，没有重，则无法言轻。轻需要厚重的思想力度，直面虚空需要勇气。
下面力求从文学角度多方位解读米兰.昆德拉。
从第一本小说《玩笑》到新近在西班牙出版的《无知》，昆德拉表现出一种创作体系。善于把各种主题编织在一起，笑、田园诗、叛卖和复仇、轻与重、严肃与不严肃、性与爱、短暂与永恒在他的作品里自由的流动。正如他自己多次说到的，昆德拉“仅仅是一个小说家”。记得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讲词中这样说道，小说家不是代言人，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昆德拉小说艺术上的探索和革新在文论界引发的震动决不亚于重新上演了一次海瑞罢官。以幽默为基调，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以次表现鲜明的现实政治批判色彩与哲学质询意味。借助政治、个性（性爱）题材，昆德拉将超现实主义文风发挥到了及至。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从某种意义而言，昆德拉哲学爱好者的身份好象做过了头，抑或正如艾略特所言，情节式小说在福楼拜手中已经结束了。 对于喜欢情节式的读者来说，昆德拉大段大段抽象的直接评论无疑成了最有效的催眠药。他几乎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哲学家，当然他的作品要比那些枯燥的专著富有创造性得多。但昆德拉的小说正是抓住了现代小说发展的大方向，理性的思考非理性的人生，理性解剖我们理性创造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昆德拉的小说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浅薄的故事、传奇。昆德拉的小说是真正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等级，小说也不例外。相形之下，许多自诩或者他诩为作家的家伙们写的东西则应当归于排泄物一类。
最后说一下诺贝尔奖。昆德拉一直是当年的热门人物，却至今没有能够获此殊荣。虽然评奖委员会一直宣扬诺贝尔与政治无关，但毫无疑问昆德拉特殊的个人经历和作品的政治色彩妨碍了他获奖。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昆德拉的作品一旦离开了政治题材，总让人感觉少了点东西。《缓慢》、《身份》、《无知》莫不如此。纵然如此，当今文坛昆德拉还是众望所归，他所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还有年年益寿。
“守夜人，一声沉重的叹息。”‖《燃灯者》
“不管天光打开，还是烛火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有破晓的可能。”——赵越胜，《燃灯者》。
作者丨谢丹儒
摄影丨先知书店
1.
初读《燃灯者》，我盯着腰封的那一句话看了良久，着实震撼，着实费解，也着实新鲜：
“无声者的声音，自觉者的觉悟，主音外的雅歌。”
我不懂啊。
无声者何以冒出来声音？自觉者的觉悟，何必提及自觉者，只是谈论觉悟有何不可？主音外的雅歌，就更甚了，雅歌何以不是主音？
难道是故弄玄虚？这明明是自相矛盾嘛。或者是为了博人眼球？可这些哪个又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难不成“腰封”就是“妖风”，若是如此，旁边又何必多此一举添上陈嘉映的解读呢？
“越胜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唯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越深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唯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如此一来，似乎更加矛盾了。
这以一贯以来的编辑的作风，或出版界的作风，显然是不能够的。他们的专业不允许他们这般捉弄，他们的情操不允许他们这般矛盾。难道是别有用心？那就更不应该了！
直到我将腰封翻过来，看到那段——
“燃灯者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这代知识人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已为现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
深以为然的同时，这才恍然惊觉，恍然大悟。
再读书中内容，读《辅成先生》，读《聊与梅花分夜永》，到《渎神于缺席》、《若有人兮山之阿》、《骊歌清酒忆旧时》，若还不懂，那大概是因为缺少哲学相关的见识，又或是没认真读的缘故吧。
直到这时，若还不懂“腰封”的要义，那就真是白读了。
2.
无声者的声音，这“声音”是言行举止呀，是以身教以言教，却不是以肤浅的言谈、喧闹、词语或大声喧嚷，这是以心，以灵魂，以文，以思想，在发声啊！
“古往今来，常有人在高台上向群众大声激昂地讲经书，背条文，深刻玄妙。而我总爱低着头，看看他们的心胸是否也有跳动？不幸，我常常是失望的，有些人的话每每不是从心坎里发出的，而是从喉管里发出的。”
自觉者的觉悟，何以自觉者，又何以称之为“觉悟”呢？那是对自己清醒的认知啊，是“知己无知”，是知士者之困境：士“志于道”，士“从道不从君”。读书人，知识分子，独见思想，是“我的王国不在此世”，是独立人格，是寂寞，是爱和美，是守卫和自由，是对信仰的坚守啊。
“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其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主音外的雅歌呢？这是多么讽刺，多么沉重，又是多么高雅啊！
“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言及此，欲泣还诉：这是怎样的人呢？燃灯者，你燃灯，照亮他人，守夜者，你又何曾想过自己？
《朱安，一生欠安》中说：“先生一生，撰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何其悲凉，时间都在他人笔尖上，独独把我遗忘。”
不，我想说的是，尽管情形是类似的，然而这个“我”，意义却大不相同。《朱安，一生欠安》说的是他人，而《燃灯者》是燃烧“自我”，牺牲自我，是无我，是为后人言说，这是何其伟大，何其高尚，又何其讽刺呢？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宿命，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宿命，这是何其寂寞呢？！
幸运的是，还有人在守候，而只要有人守候，就有破晓的可能！
3.
“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
“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陈嘉映如是说。
那是怎样一个险恶的时代呢？
“1966年年中爆发‘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
“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
陈友鱼如是说。
《燃灯者》，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
辅成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然而，赵越胜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燃灯者呢？
“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可是，“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
就是这样一个人——“率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旧眉飞色舞，不改其乐……”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然而，他终究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这是，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呀！
梁治平如是说。
这一个个挚友，良师或益友，他们何尝又不是“知灯者”呢？
“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么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燃灯者’辅成先生，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你与我呢？那些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的人们，那些还在执着于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言说更高价值的存在的人们，我们是否也该叹息，或守夜呢？
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等，我才开始恐惧黑暗。”
赵越胜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
那么，我们呢？
4.
他问道：“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
燃灯者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友谊和献身精神，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盏放在台灯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
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
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载舞。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下，就照亮衣架的人。”
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下的灯。
赵越胜何尝不是？
那一名名挚友、读书人、知识分子：陈嘉映、徐友渔、梁治平、张志扬、朱正琳、周国平，以及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的人们，他们，你们，我们，他们，又何尝不是？
徐友渔的主要作品
《“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
《罗素》，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
《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告别20世纪》，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
《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人文立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精神和文化记录片断，《花城》，1999.1月号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5月号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3，总第10期
昆德拉、哈威尔与我们，《上海文学》，1998年第10期
论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个人意向性和社会现象
论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个人意向性和社会现象
论文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言语行为 个人意向性 日常语言
论文摘要: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意义在于使用之中”的命题和“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理论。这个理论对日常语言的考察意义极为深刻，因为它指出语言首先是一种行为，是与其他行为、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塞尔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词和世界的关系，然而，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不足。言语行为的生成和理解，个人意向性与社会现象的有机结合，需要在人和世界的语境中进行。
1.言语行为理论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
言语行为理论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为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各自的理论研究有所偏颇。一派将个人意向性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其代表人物是格赖斯。意义的生成是由个人;言语行为决定的，说话人试图通过使受话人认识到其所作所为而产生效果，意义是个人行为意义的产物。按照格赖斯的分析，在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其行为本身不受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或社会惯例的影响。格赖斯这种看法没有清楚地说明意义与惯例或约定俗成的习惯的关系，即没有说明意义如何受到惯例或约定俗成的习惯的支配，同时，用一个人意图达到的效果来给意义下定琴，会模糊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的界限，因此，只要把意向和惯例或规则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弥补格赖斯上述见解的缺点。另一派强调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社会习俗角色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为奥斯汀和塞尔，其中的代表作品为塞尔的《言语行为》。按照这一观点，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话语语境在决定言语行为意义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意向性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J质例的结果。然而，无论是以格赖斯为代表的主观主义者，还是以奥斯汀、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者，两种不同派别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联结或识解，只是对同一现象从两个不同侧面进行论述而已。
塞尔最早的工作是研究指称理论，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意义和指称问题。他用于研究指称问题的方法属于斯特劳森和奥斯汀传统，把指称行为看成是说话者在说话和进行其他表达时所施行的一种意向性言语行为。塞尔认为，施行言语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按规则有意图的行动。使言语行为成为可能的规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规则，他把它叫做构建性规则，它不仅调节先前就存在的诸多行为形式，而且实际上也能为新的行为形式创造可能性。这样就可以把不同的言语行为类型看成是在语言范围内提供了不同的制度可能性，而说明言语行为的结构就是揭示构建性规则。
钱冠连指出:“研究言语行为就是研究词语意义，研究词语意义就是为了反观人的思想，反观‘存在’与世界。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目的的解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说。“没有语言，存在就无法表现，不能被思考。然而，把语言作为言语行为来研究人的存在则是西方哲学历经两千多年才达到的一个思想认识”。后期语言哲学从研究科学语言转向日常语言研究、‘旧常语言学派并不否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和含混性，但是认为日常语言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因为日常生活蕴含着真理，普通人的意见应该成为是非的标准，没有必要人为地设计一套日常语言中本来就没有的精确逻辑”。正如粗糙的地面更具摩擦力因而更适合于行走，过于光滑的地面反而易使人滑倒一样。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因为语言哲学这才真正开始了对现实的关注，真正把现实的人的言语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从而达到了一个富有成果的认识高度。从我们说第一句话的时候起，我们就清晰地表明了要求普遍性获得理解和同 意的目的，在解释者进行无限交流的框架内建立起普遍性的认同一致，使人根据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来发 现并重新建立规则体系，实现有效性要求。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是像工具那样被人用来对世 界作出反应。研究语言就是认识人本身。于是，尽管并非语言学家的自觉，但语言研究终于走上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回归人自身的路线。哲学和语言学经过了千百年的争论、摸索，最终不约而同来到了透过言语行为来认识人这个焦点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语言的确是行为。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与伯克利大学语言神经理论课题组用最新的电脑神经元活动模拟技术关 于语词一概念的研究结果，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关于言语行为与人类认知的语言学和哲学理论。传统理论认定:理性和语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概念在人脑中有专门的机能区，而这是人类种系特有 的;理性与知觉、行动是分离的。一句话，概念、推理等是“非以身体表现的”，即不体现于人类身体一大脑系统的感觉一运动机能之中。莱考夫却发现，概念是“以身体表现的”，许多概念直接使用人的身体一大脑系统的感觉一运动机能。莱考夫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抓”这个概念。他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用手去抓一个物件、看别人抓一个物件、想象“抓东西”、还是说出“抓”这个词，神经元放电区域是同一的(并行顶叶前运动皮质网络)。这就是说，具体的某行为及对该行为的知觉、关于同种行为的想象以及概念竟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大脑皮质区网络。而且，无论是行为本身还是这个行为的概念，其神经活动参数(方向、力等)以及它们的推断图式(主体一控制一客体)、执行图式(角色、方式、状态各阶段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人的思维、语言没有必要假设为人体、人脑机能之外的存在，他们是“以身体表现”于其中的，即哲学应当是“人体中的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奥斯汀在《施为性话语》一文中指出，人的言语除了报告真值条件以外，还有一种行事性的言语，它们的主旨不在报告事实，却是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做事，是无所谓真或假的。这样，他就把问题的讨论牢牢地拴在如何通过言语行为看词语的意义，说话人如何表达(行事性言语也是一种表述)自己的意思上—哲学转向后相当多的哲学家就是如此看待语言意义研究的。
哲学家认为，以言行事的话语可以绕开哲学本体论的争论。试看徐友渔举出的以下三个句子和说明:“他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是真的”;“助人为乐是好的”;“这幅画真美”。如果将它们当成一般的陈述句，可能会产生难解的关于真善美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把它们理解为说话人借以表达一种赞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一论断)、提倡(助人为乐)、欣赏(这幅画真美)的行为，也许就不至于有争论。点明了这种哲学思路再来看言语行为理论，我们会知道，奥斯汀他们不是冲着语言而来，他们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他们认为“只有对于语言的说明才能获得对于思想的全面说明”，他们是在对人的思想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