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恭让(程恭让解读心经下)

关于国学大师楼宇烈简介

楼宇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先生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以宋代大儒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座右铭，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光辉的历程

楼宇烈先生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一九六○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留校任教。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涯：

一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一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九○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曾任职务：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1979-1984);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1年起);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1987-1993);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1989年 3月起);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届，1992年—1997年);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第三届，1988年—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 9月起)

楼宇烈教授曾任职过的学术团体(部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三届，1992年起);全国宗教学会理事(第三届，1988年起);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1999年起);

楼宇烈教授其它兼职(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8年起);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98年起);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孔子文化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1999年起);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1999年起)

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一)思想巨人，明星讲师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于中国哲学史、佛教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构建起自成一家的完整思想体系。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楼宇烈教授侧重于魏晋玄学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他整理的《王弼集校释》，把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的现存全部作品作了校勘、注释，是目前研究魏晋玄学和王弼思想的必备书。

楼宇烈教授认为，魏晋玄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形成起着某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乃至对整个传统文学艺术精神的形成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方面，楼宇烈教授侧重于禅宗思想和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由他本人组织和主持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已出四卷，十册)，在推动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论文《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探讨了初期禅宗思想中融合般若性空和涅槃佛性说的理论特征;而论文《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则对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历史贡献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此外，他的《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等论文，则重点论述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一些特点和对近代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等问题。

楼宇烈教授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问题。近年来，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如《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儒家修养论今说》、《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等，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好评，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楼宇烈教授长期执教北大，为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讲授过十余门中国哲学、文化、国学方面的课程。楼宇烈教授的教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吸引北大各系莘莘学子强势围观和追捧，每次公开课都达到爆棚的程度。楼宇烈教授讲授过的课程主要有：

◎ 中国哲学史(通史)

◎ 近代中国哲学(专题)

◎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专题)

◎ 中国哲学名著概论(史料学)

◎ 中国哲学原典选读:

(周易、老子、庄子、法言、朱子语类、天演论、仁学、

章太炎佛学著作选读等)

◎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 宗教学(史)研究方法

◎ 佛典名著概论(史料学)

◎ 佛教原典选读:

(缘起经、圣谛经、法句经、异部宗轮论述记、杂阿毗昙心论、

金刚经、维摩诘经注、胜鬘经、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成唯识论等)

(二)科研骨干，著作等身

楼宇烈教授学术水平精湛，著有二十余部高水准的学术专著，以及80余篇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精品论文。

主要著作：

1、《荀子新注》

2、《中国哲学史(上、下)》

3、《王弼集校释(上、下)》

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

5、《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全四册)》

6、《论语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一)

7、《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二)

8、《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全四册)》

9、《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三)

10、《康子内外篇(外六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四)

11、《诸天讲(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五)

12、《春秋董氏学(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六)

13、《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七)

1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一册)》

15、《东方文化大观》

16 《东方哲学概论》

论文：

《郭象哲学思想剖析》/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 /《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易卦爻象原始》《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以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黄宗羲心性说评述》《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论传统文化》《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禅悟的认识论意义》《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禅的生命，禅的正受——读耕云先生《安祥集》》《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东方智慧的魅力》《理学大师马一浮》《袁宏与东晋玄学》《一种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玄学的名教自然论》《老庄的顺自然与反异化思想》《儒家修养论今说》《读帛书〈系辞〉杂记》《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神会的顿悟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禅宗“自性清净”说之意趣》《《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智慧解脱》《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伦理》《略论印光大师的念佛法门》

饮誉海内外，桃李遍全球

楼宇烈教授北大执教数十载，指导过60余名海内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谓英才满天下。

博士研究生：

徐文明(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姚为群(现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勋(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周学农(现北京大学哲学系);程恭让(现首都师范大学);李尚祐(现韩国汉城大学);郑安德(加拿大籍韩国人);张志强(社科院哲学所);王瑞昌(北京财贸学院);章启群(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朴胜显(韩国);李四龙(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沙宗平;崔福姬(韩国);安孝烈(韩国);张敏(在职);刘元琪;俞炳光(韩国);赵源一(韩国);尹美淑(韩国);姜芝娟(韩国);罗翔;李嶷;李成宁(韩国);黄棕源(韩国);陈中浙;张华;贾瑀铉(韩国);李演都(韩国);梅谦立(ThierryMeynard 法国);金尧炫(韩国);韩成求(韩国);金钟洪(美国)

硕士研究生：

香蒂(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大学);向宁(四川师范大学);王中江(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洼田忍(日本，日本女子大学);张慧姝(北京中医学院);王洪;陈金华;沙宗平(留系工作);伍先林(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周学农;叶远厚(中央电影学院);谢路军(人民大学);张志强;裴勇(宗教局);李四龙;戈国龙;韩剑英(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刘元琪;金尧炫(韩国);俞炳光;黄棕源(韩国);李成宁(韩国);陈中浙;藤卷惠子(日本);释满耕;金东淑(韩国);郑大均(韩国)

接待外国高级进修生与访问学者(1978年起)：

日本：

关口顺、坂元弘子、村田雄二郎、丘山新、吾妻重二、中条道昭、加治敏之、小川隆、奈良行博、辛岛静志、南泽良彦、前川亨、垣内景子、岩城英规、永富青地、白杉悦雄、中健次郎、高堂晃寿、远藤祐介、土田健次郎、户川芳郎、池田知久、边土名朝邦、中村璋八、菅野博史、影山辉国、谷中信一、横手裕

美国：席安琪

印度：

拉姆·拉纳库玛尔、罗尔吉·亚达夫、倪兰宝、吴雅妲

德国：顾嘉碧、梅开梦

韩国：

朴胜显、林采佑、朴美罗、李贞姬、朴圭荣、都民宰、朴礼庆、朴东焕、梁承武、柳承国、洪元植、李哲承

襟怀坦荡，兴致盎然

楼宇烈教授多才多艺，兴趣广泛，酷爱中外古典音乐、诗词书画、传统戏曲等。从2001年左右开始，先生就坚持每周带领北大学子学唱昆曲、京剧，风雨无阻。《牡丹亭·惊梦》、《荆钗记·见娘》、《琵琶记·赏荷》都是先生的拿手唱段。先生喜欢接受新事物，对电脑的熟悉，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他不仅会自己做网站，还给学生们上过电脑课。先生的博客主页，都是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篇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middot;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mdash;mdash;mdash;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middot;和谐middot;发展mdash;mdash;mdash;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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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让(程恭让解读心经下)

如果大乘非佛说，那么为什么各种佛教典籍中都没有提到有一种破坏正法的“大乘邪说”？

大乘佛教当然是佛说，而“大乘非佛说”是西方思潮大举东进时代，印顺长老提出的“大乘非佛说”。“大乘非佛说”思想人本经验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之外，重点反思了其背离中国化大乘传统的倾向。

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亲西方化”“去中国化”恰好迎合台湾土著心态

事实上，大乘非佛说完全背离中国化大乘传统，大陆佛教界的潜在反思从未间断。

学术探讨复杂化为利益夹杂的重大事件

2016年10月29日和30日召开的 “无锡论坛”，论坛主旨为深入探讨印顺长老的佛学思想，审慎评判其进退得失。

此次论坛进一步严肃反思近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与“去中国化”倾向，维护中华民族珍贵传统文化，坚持信仰自觉和信仰自信，强调对中国化大乘传统的传承与坚守。然而发言文本，却被现场的一位与会人士（自称“存德”，此人虽已还俗，但各种场合仍自称法师）刻意拍照并在网络上扩散，以致在会议尚未结束、论文尚未完全公开时，外界已有舆论对作者周贵华教授进行抨击，甚至是措辞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升级为利益夹杂的重大事件。

有出家人如行愿法师、圆智法师、曙祥法师和中观法师等，公开力挺印顺长老思想，此外亦有被称为“台湾新型佛教进军大陆之桥头堡”之称的若干大陆学者，如南京大学程恭让教授、武汉大学讲师姚彬彬等从中推波助澜，使得事件进一步复杂化，一场学术探讨升级为一场教界内外集中关注的重大事件。所谓“台湾新型佛教”，多以印顺长老的学术研究思想奠基而发展起来，近年来在登陆中国大陆“信仰市场”方面表现出众。

而“去中国化”为何会被程恭让教授引以为“殊荣”，被当做亮点和卖点来推广，或许背后有着他个人的、久经沉淀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作为“台湾新型佛教”进军中国大陆信仰市场的先锋人物，符合人本经验理性的、回避大陆主流传统的法义铺垫，或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努力环节。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经典或许都不可靠，甚至于汉地大乘八宗都“有待扬弃”。而对于传统经典操刀动手，时日尚早，底气尚待积聚，而从巴利文这方面入手，摒除大陆本土化色彩而重译经典，或为试水之举。

印顺长老思想：与太虚大师和赵朴初佛教思想有本质区别

两岸佛教界和学术界一直有严肃反思的声音认为，以印顺长老的“人间佛教”概念，虽然受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之启发，但两人的知见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印顺长老思想之“人间佛教”概念在实践中的推动，也与太虚大师传承给赵朴初先生并发扬光大、延续至今的人间佛教事业，全然两路。

不少反思者视野中的台湾地区或称印顺长老一系的“人间佛教”，可谓是“人本经验主义佛学”与“世俗化学术佛学”的代表，这些都是偏离佛法的主体性与本位性的，是在人的智识上用功，是在人间生活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之道，是玩味人类心智的文化游戏，不是真诚地为永恒性与绝对性的生命实相进行严肃地如实体悟与观照。印顺长老虽称初心为“回归佛陀本怀”，如今盖棺定论之际却多显违背佛陀解脱本怀之处，实则种下了他自己所反对的佛教浅化、俗化、矮化的种子。更有评论称，印顺长老之“人间佛教”，既非佛教的声闻乘教法，也非佛教的菩萨乘教法，而是一种孤立无依的相似佛教。

固然，印顺长老一系的“人间佛教”在当今的经济实力及其相关影响力占据优势，但佛法弘传不是比谁胳膊粗力气大，用的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谁势力大，谁代表的就是“佛陀的本怀”。像程恭让教授所声称的，自己一方才能“更好地实现佛陀的本怀”，才能代表“汉系佛教的宝贵正资产”，才能代言“今后佛教的体面尊严、前途和命运”——承上所述，谜一般的自信让人贻笑大方。

时至今日，教界内外信众大众，往往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人间佛教”一词，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崇敬前辈印顺长老。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是天然有理的，学术上摆主流姿态的人物也不见得运势长青。“不同于当初学者在佛教乍然遭遇现代性时的仓皇应对，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更加从容、理智、深彻地审视和反思百余年来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诸多利弊得失，重新思考如何继往开来、开启佛教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