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说二战的因果
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出访海外，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年表
太虚大师全书什么意思？作何解释？
凡六十四册，印顺主编。乃民国佛教主要推动者太虚大师之著述全集。内分佛法总学、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大乘通学、法性空慧学、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律释、制议、学行、真现实论宗依论、真现实论宗体论、真现实论宗用论、支论、时论、书评、酬对、讲演、文丛、诗存等二十编。附册为印顺主编之太虚大师年谱上下册。 p1375
民国四大高僧的辈份
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个个都是精通佛法之人，博通经籍，可谓是现今之人不可相及的。
一、虚云大师
虚云大师虽说是个“官二代”，自己的父亲在泉州担任知府。在家人的期盼中，一直都希望他可以继承祖上的荣耀，继续入仕途，但是，他并没有倚靠着自己的家庭背景入仕，只是听从着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出家。佛学于他而言，就像是涤荡心灵的圣水一般 ，令人感到自在 ，最好在终南山脚下，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虚云大师在东南亚一带都是极为有名的，据说虚云大师曾在东南亚一带弘扬佛法，弟子也相当之多。
二、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出生于1890年1月 8日，因为生活所迫，最终看破红尘万种苦，选择了晨钟暮鼓的生活，长伴青灯古佛。他向来倡导“舍己利人”、“饶益有情”，以引导人们完善品德。他是个极为优秀的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是个有着家国担当之人。太虚大师倡导了佛学的 改革 ，在抗战时期，还曾组织募捐，是一个有着大情怀的大师。
三、印光大师
人们习惯性地称呼印光大师为“莲宗第十三祖。
印光大师在15岁之时初读佛经，随后大悟，皈依佛门。他的一生，真可谓是“菩萨心肠”，自身勤俭节约，对待他人也向来是慈悲心肠，可谓是“菩萨再世”。印光大师虽说在当时极为有名，但是却一直淡泊名利，也极少和人结交，只是自己专心钻研佛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念佛修行。在社会动乱之时，印光大师则会捐出自己的印书款，默默为大家付出，从不求回报。
四、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正是李叔同。他是个极为有才华的男子，学问极高，是个出国的留学生，书画乐理样样精通 ，可谓是个大才子。只是，这样才华横溢的男子，最后还是选择了青灯古佛，抛却了红尘往事，遗世而独立。弘一大师对于佛法的弘扬，可以说是意义极大的。凭借着自己原有的才学功底，弘一法师在佛学上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也创造了很多的佛学经典，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太虚大师的介绍
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华子、悲华、雪山老僧、缙云老人，俗姓张，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太虚大师是谁转世
白帝。太虚大师是《帝路》这本小说的人物，在第12章中白帝兵解转世成太虚大师，该小说一经发布受到了大量人的喜爱。
太虚大师全书读后感
近来偶得太虚大师全集一本，是经典选读选修课老师所赠给学生的。打开封面一看，便有“免费结缘”四个大字映入眼帘。不禁深思，即使身处物欲横流的时代，弘扬善法的根本心愿仍然是纯洁的，不受利欲所染污的。
古时生产力低下，交通阻塞，著书艰难，做到书本的传承和流通是很困难的。即便如此，一代代的大师如黑夜中的群星般灿烂，如翻译经文的鸠摩罗什，远赴西土求经的玄奘，立下深深的弘法伟愿，以一生的努力描绘出波澜壮阔的文化传承宏图。正如六组所说，人能转法，非法转人。在如此深邃，无私的贡献下，佛法才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如此荡气回肠的辉煌。
反观当下，祖国国力繁盛，市场开放，著书立作成了十分简易的事情。但这却造就了无数不懂装懂的专家，沽名钓誉的学者的可乘之机。他们本就不是怀着弘扬文化的心愿而立作，而是打着文化的幌子，或是为了营销书本以赚钱，或是以著书立作求名，皆以自己的私欲为第一要义，以著书为名利的筹码，何其可悲啊！
这种沽名钓誉之风气，在学者中流行已久了。一旦文化成为了利益的附庸，便再难有钻研学术的风气了。如此，真可谓是文化的夕阳了。近来学术造假的报道层出不穷，与古时治学严谨之风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
稍作思考后，再回到太虚全书中来，看到免费结缘的字样，仍是从心底感到了一股清流。全书页数较多，我并没有看完，因此只是对佛法悟入渐次这一部分作读后感。这篇文章，只是我读来的感受与领悟，错漏之处，于法不得通达之处，想必都是很多的。请读者千万怀着理性批判的认识阅读，或是从书籍原本中探寻求索。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明业果不断故有情续生
有情依其身，语，意三者，发动善恶染净行为，便称之为业。有这样行为产生的业，便有由业所感召，能酬报前业的果。这便是佛学中非常重要的因果观念。由于我们对于果报产生的原因，生发的条件不了解，不能达到无我的智慧，于是产生了种种颠倒的认识知见，又因为果报再造作善恶之业。
如太虚大师所说，
业持于识，为识增上。业为识造，识为业牵。这些善恶的业，依据识，异时变异，于是得总报。报体即识，报名曰果，复由此果而造诸业，更感后果。
我对古文不甚了解，因而只能根据生活中的经验作出举例。比如，有些人做事，因为没有持之以恒，自身不够努力，方向不够中正，方法不够恰当，因而失败了。这些正是失败的原因，原因产生结果。而他们却不从原因上反省自我，以实现自身发展，为下次成功作奠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是团队成员的懒惰，是评委的不公正，是机遇的不恰当，以此维护自身的尊贵。所谓无我的智慧，正是勇于批判自己，从不足的原因中成长，而非自以为是，维护自己的缺点。假如能正确认识果报，从原因处下手反省，何愁不能实现自身向人天善道的发展呢？而上述所举的例子，还只是在人世间的短暂看法。若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概念看来，则因果之学说更为庄严灿烂了！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明唯有根尘故人我本空
这便涉及到哲学上的问题，即 何者是我？庸人所以为的我，是五蕴假相而妄计为我。或计色蕴是我，或计受蕴是我，或计思蕴是我，或计行蕴是我，或计识蕴是我，或计五蕴和合是我。这样都是认假相为我，而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后世所谓明心见性，即是要寻觅得这不攀缘的妙明真心。
因此，太虚大师说，盖由根尘构接，见相假现，五蕴和续，惑业滋起，起业受果，仍在五蕴。蕴谓积聚，和合有相，此假合相，唯依根尘内外六处，觅我不得。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明诸法本空故唯识所变
第三点是承接第二点，再作深入。一切诸法不越五蕴，而色蕴等根尘也从缘生，无自性，体空而性寂，所以说诸法本空。然而，既然没有诸法，为什么会有世间共见的差别相呢？便答曰，体虽然是空寂的，但是幻相并非空无。然而非空无的相，也不出能变能了的心识，所以一切皆是所变，唯识能变，唯识能了，所以说唯识。
正如流传甚广的“相由心造，境随心转。”外相都是随心意的变化而起变化的，一个人心灵喜悦祥和，纵然遇到挫折也不会生起他人的憎恶相，境遇的埋怨相。而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旦被人批评了几句，立马生起无边的怨恨相，心中想着如何能挽回颜面，使其难堪，或是更为严重的打击报复。实则这些相都是由心所造的，境也是随心转的。愚笨的人只懂得追逐外相，心被境相所牵绕，如同被绳所牵制的牛马，何其不得自在！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明本非空有故入佛知见
此部分所说，除对外相纷杂的执着，便是佛法。这也是儒家，道家所倡导的境界，所谓得失在所不计，荣辱无动于衷。佛法则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对于世间名利，荣辱的超脱，更是六道轮回的超脱，这是何其不易的事情。因而这一点，我只能稍微提及，不好多谈，因为我自己反省自己，在生活中也充满着对人的计较心，埋怨心，实在没有做到除执的佛法。
如太虚大师所说，众生妄情所执之妄相虽非有，而诸佛妙智所证之实相非无。证与未证，诸法之真际本来如是。因此说本非空有。然而启发此亲证实相之智，非由先明诸法本非空由之理，不得而入，所以说本非空有故入佛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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