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人物生平
1525年（嘉靖四年），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其曾祖父因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1536年（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做了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
1567年（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1568年（隆庆二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1572年（隆庆六年），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1570年（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 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1571年（隆庆五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1573年（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1576年（万历四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1579年（万历七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1580年（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万历五年，多年未见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
1582年6月20日，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1622年（天启二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居中 居正 居安思危”是什么意思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 ( jū ān sī wēi )
解 释 虽然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也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指随时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出 处 《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用 法 联合式；作谓语、定语、宾语；含褒义
示 例 得宠思辱，～（清·钱彩《说岳全传》第六十回）
近义词 常备不懈、安不忘危、防患未然
反义词 高枕无忧、及时行乐、刀枪入库
英 文 be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safety be vigilant in peace time
典 故 春秋时期，晋、宋等12国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只好向晋国求和。郑国给晋国送去金钱珠宝美女等。晋悼公就把贡品分给大臣享乐。魏绛劝谏晋悼公不要只图享乐，要居安思危。晋悼公认为他言之有理，就采纳他的建议
居安思危
jū ān sī wēi
〖释义〗居：处于；思：想。虽然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也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指随时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出处〗《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居正 百科名片 居正，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年轻时赴日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著有《辛亥亲历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等书
张居正是怎样死的？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所主持的万历新政，为大明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张居正生于1525年，卒于1582年，享年58岁。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死于滥服春药，有的说他死于疾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寿终正寝，也不是死于政治迫害，而是死于意外。
明朝文学家沈德符有关于张居正死因的记载。沈德符祖父科举及第，曾任陕西按察副使；父亲沈自邠系万历五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参加修订《大明会典》。正是因为其父是一位史官，沈德符受其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同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沈德符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他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张居正所服房中药为海狗肾，媚药中又有温肭脐，俗名海狗肾，其效不减昚恤胶，然百中无一真者，试之，用牝犬牵伏其上，则枯腊皮间阳茎挺举，方为真物，出山东登卅海中。昔张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药虽奇险，终以热发。严冬不能貂帽，百官冬月虽承赐命爰耳，无一人敢御，张竟以此病亡”。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居正妻妾甚多(传说有四十多位)，不能一一应付，戚继光为感谢张首辅知遇之恩(又献两名波斯美女，即阿古丽和布丽雅)献了大量的登州特产温肭脐春药，张居正经常服用，导致浑身燥热，即使数九寒冬，不敢戴貂帽，群臣因为敬畏张居正，只有效仿他光着头挨冻。
《万历野获编》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相去张居正过世已25年，如果说，由于传闻失误，或者为了迎合万历而作，有没有其它佐证呢？无独有偶，明朝大才子、文学家、与张居正同朝为官的王世贞著有《嘉靖以来首辅传》，他指出：“居正则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进食。使医治痔以效，寻下雍口而不能畅，不获已，复用寒剂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肠亦遂出，日以嬴削。上，时下谕问疾，大出金帛，以为医药资，凡四阅月，竟不愈”。这段话的意思是，张居正本来就病了，行房颇多，不能一一应付，就经常食用春药。由于食用海狗肾之类的春药过多而致燥热，大便干结，只好饮寒剂泄药。而泄药引起病灶污染及扺抗力下降，又不能进食，最后病情越来越重。皇帝亲自过问，并赐金帛作为医药费，过了四个月，竟然没有康复过来。
有人说，王世贞也许与张居正有过节，故意扺毁他。其实不然，张居正的功绩有目共暏，即使在万历新政中受过他打压的官吏，也在万历清算中替张居正鸣冤和奔走呼号，说明大多数朝臣觉悟挺高的，不会因个人恩怨在一个功臣死后往他身上泼脏水；何况自嘉靖以来，上自帝王，下自走卒，淫风日甚，据说淫书巜金瓶梅》就成书于那个时候；在那样一种背景下，以淫秽之名来打击政敌，不是显得幼稚可笑吗？
关于张居正的死因，可以从他的两封信中看出端倪。第一封信是写给山东巡抚的，当时是万历十年三月，已告假养病。他说：“贱恙一向不以痔治，迁延十有余年，故病日深。近访得一名医，仰蒙圣恩赐假治疗，乃得拔除病根。今病虽除，而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歩难移，揆之生理，尚属艰难”。
这个名医是谁呢？在五月第二封写给恩师徐阶的信道出了答案：“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的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除，元气亏损，脾胃虚弱，不能进食，几于不起”。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他治痔者，就是徐阶府中的医官赵裕。赵裕釆取的什么方法治痔呢？成书于1617年《外科正宗》记载：“诸痔断其根，必须枯药”。将名为“枯痔散”的枯药涂于患处，令其自修干枯坏死脱落。枯痔散内含白矾、蟾酥、砒霜等，其中砒霜剧毒，其它轻毒，大肠粘膜十分敏感且吸附性强，身体弱者根本杠不住。枯痔散的效果怎么样呢？此书出版距离张居正过世已35年，可能除少数人不适外，应有一定的疗效，否则不会出版发行。正如书中自诩道：“轻粉共砒霜，再加童子天灵盖，枯痔方中效岂凡”。对于任何人来说，不会致其死亡，那么张居正究竟是因何原因死的呢？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朱翊钧即位时年纪尚小，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对小皇帝要求严格。从1572年代替高拱出任内阁首辅十年，从财政方面，清丈土地，贯彻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经过改革，积存的粮食可吃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在军事方面，重用李成梁、戚继光镇守边关，使得边防固若金汤；在吏治方面，釆用“考成法”，根据官员的政绩确定去留升降，使得政令畅通，效益倍增。张居正为改革弊政不遗余力，然大量的文牍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痔疮，走路生疼，大便带血，生活极为痛苦。当时淫风日盛，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也不例外，传说同僚艾自修为报讥笑之仇，捕捉到他与李太后的私情，便对出下联密告万历皇帝，成了日后被清算的原因之一。附上下联：
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张居正针对艾自修没中龙虎榜时出的上联)
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艾自修捕捉到他与李太后私情后对的下联)
张居正的妻妾甚多，自已身体有病，又服食春药，导致健康状况渐差。听说恩师家有医官赵裕，急欲治愈，奈何药猛体弱，以致一命呜呼。张居正的真正死因，是淘空了身体，加上为根治痔疮而下的猛药，导致其承受不住而迅速衰竭死亡。如果不下此猛药，依保守治疗，再加上回避房事，张居正不会那么早离世。鸣呼，他虽非道德完人，然历史功劳不容抹煞！
张居正之死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